德人第十九 熊十力（2）

        这样的革命家搞起学问来，一般学者儒生自然难以望其项背。命运注定他当不了政治革命家，但却给他的学术思想革命留下了余地。这是他的幸运，却是文明演进中的悲剧。他没有像胡适那样的思想革命家一样，为当时的政治革命作补注；他是近似鲁迅那样的思想革命家，为个体的权力和心灵张目，在全民或个体没有立起来之前，他不给个体进行任何规范、标准、所谓建设性的口含天宪。不能因为一个政权建立起来了，不能因为某个政治家喊过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思想革命家就只能变身变声，充当过河卒子、埋头于改良、整理国故、宣传好人主义。在熊十力那样的人眼里，我国革命既是数千年未有之奇变，个人就没有任何需要膜拜的规矩、礼仪、禁区。
　　
　　所以这个革命家改号十力。十力本是佛家术语，专指佛祖如来的十种智力，熊先生取来加诸自身。他到南京的支那内学院学佛，问佛法于当时著名大师欧阳竟无先生，一年后就写《新唯识论》，挑玄奘大师的毛病。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欧阳大师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再著《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应战，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孚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蔡元培称熊氏乃两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马一孚先生更在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类、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之上，可谓推崇至极！后来，《新唯识论》出版的时候，署名竟是“黄冈熊十力造”，跟佛经的署名，某某菩萨造一样。据说，有时，熊干脆自称熊十力菩萨，一任佛教徒外加研习佛学的学者们怒目而视。
　　
　　熊十力的生命健旺及其自觉意识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常人只是没有他那样一以贯之的精气神，没有他那孤往到底的劲头而已。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北平居住时，曾自题堂联：“道之将废矣，文不在兹乎？”他像真正的大革命家如孔子们那样，有着天不丧斯文的信念，而自觉是神州文化托命之人。他认为孔子之《周易》是呼号革命的著作，“易经是思想革命之宝典”。他说：“孔子至于五十。则圣人内圣外王一贯之大道已造乎其极。得之于仰观俯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之实悟。得之于周游列国，目击上层残毒，下民困苦于水深火热之实感。于是不得不呼号革命。于是不得不作六经。”在熊十力的笔下，孔子不再是梦里思念周公的保守主义者，而成了典型的革命家，《周易》不仅是最古老的哲学典籍，而且还是最古老的革命宝典。这种既保守又革命的现象，只有从历史的长时段、文明的真精神或人性的纯粹方面才可以理解。
　　
　　因此，在熊十力那里，没有疆界的言行其实是他拓展人性自由的关键，是他人情旅行的表现。而这种“没规矩”的言行在儒生或自以为“新”的人类眼里，都显得怪诞、书呆子、不懂人情世故；好听一点儿的，也就是天性旷达，不喜雕饰。人们难以理解的是，他是在以自己和周围之间的交往而建设一种活泼的而非僵化的人情，他要激活人情而非世故地禁锢人情。初入北大，他即把通行的课堂教学改为旧式师生交流。每讲到精彩处，他常意兴陡发，情不自禁地随手在听者头上或肩上重重一拍，然后哈哈大笑。因为拍得太重，久之，学生听熊先生讲课，都要找个远离他的座位。在北大时，熊十力常与废名探讨佛经，每每意见不合，争得面红耳赤，声音越辩越高。一日，两人身着单衣，正辩到紧张时刻，忽然陷入寂静，全无声响。众人忙去探看，发现二人扭打在一起，互相卡住脖子，难发一言。熊十力因学问与梁漱溟发生争论，争论结束时，熊十力不甚解气，趁梁漱溟转身，跑上去打他三拳头，口骂“笨蛋”方休。一次，王元化来访，他恰在沐浴，于是招呼王进门，自己赤身坐澡盆之中，与王谈话，一派魏晋风度。而他的信札、著作，常写在已用过的纸背上，字迹潦草不堪。
　　
　　熊十力的故事太多了。一般人的故事少，不是因为他们正常，而是因为他们在不正常的社会里无能自由地表达，因为他们虽懂人情世故却不能仁守人情世理，熊先生却智及而仁守了。所以他的故事多。他爱吃肉，吃素的梁漱溟先生无可奈何地说：“熊先生一顿能吃一只鸡！”朋友弟子来看他，一般要给他买鸡买肉才好。徐复观做蒋介石侍从室官员，给他一百万元支票，被他大吼大叫地骂走；郭沫若看望他时，给他带一只老母鸡，一起痛骂蒋介石，让他快活异常。牟宗三首次见到他的恩师是 1932年冬，熊十力“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风瑟肃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言谈中，他忽一拍桌子，大喊：“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