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人第一 龚自珍(2)

        他对时代社会与个人的看法有天才的直觉。在令人窒息的文明及其时代面前,他承认个人命运的脆弱。“君子所大者生也,所大乎其生者时也”。那么,他生逢何时呢?“日有三时”,“早时”是王朝初兴之时,因此“天下法宗礼,族归心”,“百宝万货,人功精英”,“府于京师”。“午时”是王朝大势尚在,虽有“窒士”(被压制的人才),然“天命不犹,与草木死”,尚不足为虑。可是到了“昏时”,这是龚自珍着意刻画的,也是他生而所逢之时,这时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功精英、百工魁杰所成,如京师,京师弗受也,非但弗受,又裂而磔之”,即人才被诛杀。相反,那些“丑类窳砦(苟且懒惰),诈譌不材(庸才之人)”却得到重用。因此,民怨物怒,“京师之气泄”。具体说来,则是“京师贫”而“四山实”;“京师贱”而“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京师轻”而“山中之势重”;“京师如鼠壤”而“山中之壁垒坚”。其结果是“京师之日(苦)短”而“山中之日长矣”。龚自珍预言,在这种“朝士寡助失亲”的情况下,人们都将寄希望于“山中之民”。一旦“山中之民”起而反对“京师”,那将“一啸百吟”,“有大高音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龚自珍认为“世有三等”,即所谓“治世”、“乱世”、“衰世”,而“三等之世皆观其才”。“衰世”时从外表上看“类治世”,而从实质上看,则“左无才相,右无才吏;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 ……”。并且更严重的是,即使有“才士与才民”,也将被那些不才之人“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这种杀戮,并不是用刀锯消灭肉体,而是“戮其心”,即“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如果从将相以至士民工商都没有这些忧心、愤心、思虑心、作为心、廉耻心,则“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龚自珍批判了他生活的体制、士绅精英集团,那个集团流行的潜规则是等级、资历。“其资浅者曰:我积俸以俟时,安静以守格,虽有迟疾,苟过中寿,亦冀终得尚书、侍郎。奈何资格未至,哓哓然以自丧其官为?其资深者曰:我既积俸以俟之,安静以守之,久久而危致乎是。奈何忘其积累之苦,而哓哓然以自负其岁月为?”那些资格浅的人是这样想的: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早晚总能熬到个尚书、侍郎。何必多嘴多舌(哓哓然),把前程断送了呢?而那些资格深的人又是那样想的:我好不容易历尽艰险,好容易混到了这个地位,难道能忘掉这些艰苦,而去多嘴多舌,丢掉这个地位吗?龚说:“一限以资格,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有生气者也。 ”“至于建大猷(指治国的方针、原则等),白大事,则宜乎更绝无人也。”流行潜规则的官场因此死气沉沉。
  
  龚自珍说,官吏、士大夫的这种“无耻”,其结果则是“辱国”、“辱社稷”,以至于亡国。官吏、士大夫的这种“无耻”,不应当只责怪他们,其根源在于君主的极端专制。他认为,天子率领百官共治天下,应当是“但责之以治天下之效,不必问其若之何而以为治”。龚自珍说:“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意思是说,一个朝代的弊政总要被下一个朝代革掉;现在当朝的,有了弊政,与其让后来的去革,还不如自己革掉的好。
  
  但龚自珍在科举仕途上并不顺利。他在十九岁时首次应乡试,只中了个副榜贡生,直到二十七岁时,他第四次应乡试,才中了个举人。以后,他多次考进士,连连落第,直至道光九年,三十八岁时,他才勉强考了个三甲第十九名进士,离落第差不太远。虽然中了进士,一笔字却写得很难看,所以点不了翰林,做不了大官。自己因楷法不如式屡不及格,“乃退自讼,著书自纠”。好像自我谴责似的,就像当代人常写的“认罪书”或“检讨”一样,读来有如英国狂生斯威夫特的杂文。他在《跋某帖后》说道,“余不好学书,不得志于今之宦海,蹉跎一生。”他的字不中程式,不合馆阁体的规格,因之流传极少,也格外受人爱重。
  
  因此,龚自珍始终只做了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这样一些闲散的小官职,而且还不断受到主流士绅们的嘲笑、打击。他在当时士大夫中被视为“言多奇僻”的“狂士”,甚至称他为“龚呆子”。他那些猛烈抨击制度弊端的言论,就连他的一些知交都为他担心。如魏源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就说:“吾与足下相爱不啻骨肉,常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 ……若不择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义恐有悖。”他的外祖父段玉裁虽然十分欣赏他的才华,然而也写信给他,希望他“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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