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哈佛亚太评论》记者的采访时，贝聿铭先生说，“在阔别40年后，我于1974年随一个美国建筑访问团回到中国。对我来说，那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了。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我们。我家的狮子林已收归国有，并对游人开放。应谷牧副总理的邀请，我于1978年再次回到北京，并在清华大学作了演讲。我告诉他们要善于感悟。那时，除了北京饭店几乎看不到任何在建的建筑项目。北京饭店太高了，我认为那不大合适。他们应该考虑到环境，特别是附近的故宫博物院。任何新的建筑都必须要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而这是最为重要的”。
“他们请我去谈建筑的问题，请我在长安街边上造高楼。我说我不想在北京造高楼，我想设计一个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建筑。他说，既然你不愿造高楼，你到北京郊外找块儿地好了！所以，我选择了香山。”
“中国的建筑水平必须有所提高。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在香山的设计是出于怀旧和年代的原因。那时候，中国实际上还是一个沉睡的国家。今天如果问我是否会选择同样的设计，回答也许会不同，因为我必须考虑诸多的变化和对未来的预见”，贝先生在《哈佛亚太评论》刊登的一篇题为“寻根”的文章中如是说。
为了迎合不断扩大的工业展览需求，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在北京郊区顺义县新近落成，并在2008年3月开始营业。1个月后，它迎来了一届规模空前的国际汽车展览会，全球顶级汽车生产商云集于此，并带来了他们的最新产品。
位于北京城区的国展中心老馆已经历了20多年的历史。它是1985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出资建设的。根据《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的一次联合公开评选活动，国展中心是北京在80年代建设的十大标志性建筑之一。邓小平同志曾亲自给该建筑命名，并提笔写下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此后该中心一直被人们视为中国展览业对外开放的摇篮。
80年代初期，建筑业是中国各行业对外开放的领头羊。随着外资不断涌入中国，许多外国企业通过中国的合作伙伴不断地把建筑施工和设计等方面的先进技术引入中国，同时也不断地侵蚀着中国建筑业的市场份额。
在90年代，中国的设计师们仍然扮演着主要角色，此间投入建设的北京十大建筑中仅有40%出自外国设计师之手。虽然当时并没有什么十大标志性建筑的评选，但是建造于这段时期并被广泛视为顶级设计的十大建筑有：中央广播电视塔、国家奥体中心、新世界中心、国贸中心、首都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恒基中心、新东安广场和国际金融大厦。
然而进入21世纪后，大约有90%的标志性建筑都是由外国设计师设计的，其中包括国家大剧院、“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
1986年，原国家计委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发布了《中外合作设计工程项目暂行规定》，明确了外国设计机构在国内设计的项目范围以及项目主管部门对于外方设计机构的资格审查。
1995年，建设部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联合颁发了《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的若干规定》以及实施意见，明确规定不允许设立此类外商独资企业。从这些对外开放初期的政策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建筑业的对外开放政策处于不断的探索状态，在允许外国企业进入的主体方式上与国内企业的要求并不同步，对于以商业存在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模式是否具有真正的进步意义并不确定，因此在设计和施工领域普遍限制外商独资企业的设立；由于政府希望通过中外合作吸引外方的先进技术和设计理念，提高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规定中对于中外合作设计、施工的方式给予了肯定。这些规定推动了建筑业改革开放的进程，为我国在“入世”谈判中以稳妥、务实和积极的态度提出市场准入承诺提供了实践经验。中国加入WTO后，这些法规文件废止。
对外开放的政策大大促进了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到2007年，我国建筑业的增加值已达万亿元，比上年增加了，比1995年增加了万亿元，比2002年“入世”时增加了696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