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奕恒
父亲一直是个很爱面子的人。至少我是这么觉得。回想起来这种爱面子的性格似乎大多都表现在对老师的敬畏上。不管是他学生时代的老师，还是现在我的老师。
记得我还在上小学时，每当放学学校统一安排学生集体排队回家，不同的队伍就用大部分学生的必经之路来命名。
那个时候我便因为公认的性格古怪而遭到同学的排斥，即便是列队，身前身后也会有一两个人的空隙。
所以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便吹起了口哨。曲子是当时直到现在也很喜欢很喜欢的《机器猫叮当》的主题曲。
你应该知道，打小报告的人在任何时代一直盛行，久经不衰。后来我吹口哨的行为被人揭发，学校以违反归程队纪律为由扣了操行分。父亲知道这件事的那个傍晚，是在开饭前。他先蹲在厨房抽了半天烟，半晌不说话，然后把我暴打一顿，罚跪在祖先的灵牌前，不许吃晚饭。
那个年纪，是一旦哭出来便撕心裂肺的年纪。
现在说起来可以风淡云轻地摆摆手：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但是。
如果时间真的可以淡忘。
如果过去的伤害都可以用误会或者一时意气来形容。
那为什么，直到现在仍然如剔骨一样记得一清二楚？
初中的时候，相信很多人也会跟班主任结仇，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高中。班主任对付不听话学生的有效办法就是经常打电话跟家长联络感情。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特别羡慕那些家长完全不介意老师投诉的同学，或者是那些家长根本不关心孩子成长的同学。因为每次家里接到学校来的电话，很少夜晚不是缩在被窝里痛哭流涕的。考试成绩排名出来，老师打电话来说我考得很差；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父亲被班主任告知我上课经常睡觉；填中考志愿的时候，班主任跟我爸爸很抱歉地预测我肯定考不上任何一所高中，连职校也不行，所以不要白费心机去考试了。
现在说起来当然可以轻描淡写地摆摆手：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但是。
如果眼泪真的可以用滴来计算。
如果伤口真的可以用厘米来测量。
那为什么，泪水和伤口会一直笔直地平行，延伸到自己都看不确切的远方的地平线？
我很难理解为什么老师和同学都一直看着我不爽。我没有染发，不说脏话，不抽烟，不打架，也不会主动去挑衅，不会打篮球，不高不帅，成绩也不好不坏，不喜欢说话，没有朋友和桃色绯闻。
是这样的一个人。
偶尔还是会放纵一下的。旷课到操场找块干净的草皮或者石凳上吹风；伴随着大段大段的沉默在课室的角落写字；遇到讨厌的或者不重要的科目趴桌子睡觉；晚修的时候作为艺术生到画室练画；不快乐或者快乐的时候狠命弹吉他，喝很多的水；简单的首饰是有的，一根红绳绑着一扇很小巧很小巧的牛角梳子，意义重大，不知道为什么质感像玉石一般透明微绿，一直认为是经常佩戴的缘故。
是这样的一个人。
到了高中情况变得复杂。很多好事的人把矛头指向我，不放过任何的机会出言挑衅，诋毁甚至谩骂。用他们的话来描述原因是，我很拽。
打架是有的，到了不得不动手保护自己的时候。于是班主任便也频繁地致电父亲，和父亲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糟。有时，或者说，最高的记录是半年没有任何对话。
退学半年复学，新的班主任跟父亲谈起我的时候，以佩戴首饰为名投诉的时候，语气跟在描述一个弃儿或者一堆破烂没有什么两样，而事实上，他也是这么说的。
“那个插班生……”
“其它班都不肯要，再这样……”
“……我没办法教下去了……”
如果真的可以不在乎。
如果真的单纯幼稚得认为世界上所有人都是温暖美好的样子。
那为什么，在下定决心不能再哭泣的好多好多年的今天，在父亲和班主任各式各样语气所谓的批评教育下会紧紧撂紧拳头，以至指甲都深深陷进掌心的肉里，添上了新的伤口。
只是枯叶也会讥笑的羸弱和卑微。
我想，我始终是一尾累死在回忆中的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