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战略转移的初期，从最高领导“三人团”到基层连队的指战员，几乎都是处于穷于应付的被动状态。然而却给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他们三人带来了相对自由的空间。那时，毛泽东、王稼祥经常是坐着担架行军，使得他们不仅有了集中思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时间，而且也为他们创造了深入交谈的机会。也就是在彭德怀向最高“三人团”提出改变红军转移方向之前，王稼祥与毛泽东的交谈也越来越深入了。
“老毛，”那时的王稼祥一直如此亲切地称呼毛泽东，“你站在理论的高度，总结一下我们为什么会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
毛泽东清楚王稼祥的个性，那就是只承认真理的权威。再者，通过最近的交谈，他也了解到王稼祥陷入极大的苦闷中，想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希冀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从失败中走向胜利！然而毛泽东又非常清楚王稼祥和张闻天一样，他们思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出发点，是从军事路线方面找出原因。换句话说，他们反对的是博古、李德所执行的军事路线。
同时，毛泽东只和王稼祥、张闻天谈博古、李德等人执行错误的军事路线。由此，我们也看出了毛泽东是一位十分注重策略的大政治家。
今天，毛泽东听了王稼祥的问话之后，依然是按照上边的思路讲了他的看法。
首先，毛泽东讲了第五次反“围剿”敌强我弱的态势之后，进而指出：在强敌使用碉堡和公路推进战略，逐渐达到蚕食中央苏区为目的的情势下，红军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就是敌求之不得的错误方针。为此，敌乘红军分兵之机，攻占了红军兵力薄弱的黎川。博古、李德等人不但不汲取教训，反而命令红军冒险进攻敌人重兵扼守的硝石等重镇，企图收复黎川。结果，这些冒险进攻不仅遭到重大伤亡，同时还把自己陷于被动地位。
接着，毛泽东讲了博古等人对福建事变的错误处置。这虽然是政治路线的错误，但毛却有意重点讲了随着福建人民政府的倒台，红军也丧失了粉碎第五次“围剿”有利的战机。此后，博古、李德等人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实行阵地战、堡垒战，并以“短促突击”支持这种消极防御。而广昌战役就是这一消极防御造成重大失败的典型战例。是年七月，敌人开始从六个方向向中央苏区发起全面进攻，博古、李德等人又命令红军“分兵把守”、“全线抵御”、“六路分兵”等予以抵御，结果是：节节抵御变成了节节败退。最后，毛泽东感慨地做了总结，大意谓：
“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分析是口服心服的。当然，他也知道毛泽东在红军战略转移前夕曾向最高“三人团”做过上述建议，但未被采用。因此，他在敬服毛泽东军事才能的同时，也越发清楚地认识到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指挥上错在何处了。
“简单地说，”毛泽东有些愤慨地说道，“博古、李德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开始犯了冒险主义，继之是犯了保守主义，而所谓进行战略转移又是犯了逃跑主义。你看，给他们戴这样三顶帽子合不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