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彭德怀明确地指出：“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但是，博古、李德不仅不听彭的建议，而且还“相信他们自己构筑的永久工事”。对此，彭德怀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之后，严肃地指出：“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然而博古、李德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强行发起了固守广昌的战役。结果，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轮番轰炸下，博古与李德所吹嘘的永久工事不到一天就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获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诚如彭德怀所估计的那样：“三军团遭到相当大的损失”。多年之后，身处逆境的彭德怀同志忆起广昌战斗，还异常愤怒地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当日约八时以后，战斗停止时，博古来电话，说李德、博古约我和杨尚昆去谈谈，他们明天回瑞金去。见面时，李德还是谈他那一套，如何进行短促突击，如何组织火力。我说，怎样去组织火力点？根本没有子弹！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几乎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我尽情地、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大胆地准备个人不幸，说，你们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讲了四次“围剿”被我军粉碎之后，就没有打过一次好仗，主要是方面军指挥上的错误，就是主力不集中，……现在每战都同敌人拼消耗。敌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帮助，我则靠取之于敌，你完全不懂这条道理。洵口遭遇战消灭敌人一个师，想停止半天消灭被围之最后一个营都不准，前方指挥官都没有这样的机动权，硬要叫军队钻到硝石，几乎把三军团让敌人消灭掉。我还说，你们坐在瑞金指挥的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灭，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只是问测的，有时方向都不对。我说，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我还说，这次广昌战斗你们看到了吧！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中央苏区从一九二七年开创到现在快八年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之不易。“崽卖爷田心不痛”，被送掉！……这时李德咆哮起来：“封建！封建！”他跳我高兴。他继续骂我，说是因为撤掉我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意……我说，根本没想那些事，现在是究竟怎样才能战胜敌人，这是主要的。我骂了他下流无耻，鄙视了他。那次，我把那套旧军衣背在包里，准备随他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忌了。但这次没有谈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错误；而只淡指挥上的错误。
彭德怀是一位既不贪天功为已有、也不诿过于人的军事家。当他获悉军委表扬他为军团长的红三军团的电令后，他却认为不战而取宜章县城等战役，是因为这里的群众和党的组织对党、对红军早有认识的结果。同时，他还告诉不太了解宜章一带革命历史的最高“三人团”：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都在这一带领导过革命活动。远在一九二八年春天，在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宜章、郴县、耒阳、桂东地区等县的人民，积极参加了由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年关暴动，建立过革命武装和苏维埃红色政权。年关暴动后，许多暴动队员拿起武器，随着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从此，宜章一带的人民和工农红军有着血肉的联系，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如今，他们又听说红军来到了宜章，当地的党组织向红军介绍守敌的情况，活跃在山里的游击队集合起来帮助红军攻城，热情最高的要数城外三百余名被何键强迫来修筑道路的工人，他们自动组织起来，挖坑道、搬树条、扎梯子，配合红军进行攻城准备等等。最后，他又实事求是地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