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他历来无仇恨之心。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泽东同志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思，也是事实。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给在（斗争）报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事，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
眼下，博古等突然宣布红军突围转移，可是红军转移之后将会是个什么结果，张闻天的心里是没有底数的。在他进入中央苏区近两年的时间里，他清楚地知道毛泽东是不赞成李德的指挥的，并对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提过不少建议。随着反“围剿”的节节败退，尤其是在广昌战役大败之后，他听到了不少指战员对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略实施的表扬声。他十分清楚，这种对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怀念，实质上是对博古、李德指挥的不满，是希望毛泽东重新出来指挥红军作战。由于他没有权欲，每每他都暗自说道：“为什么就不可以让老毛指挥呢？”现在，红军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但红军未来将转移到什么地方？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为此，他就很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这就是他主动找毛泽东的缘由。
毛泽东对王明、博古这些只会背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留苏生十分反感，对共产国际把这些宗派主义小集团人为地扶上台更是有意见。但是，他对张闻天同志的印象却是很好的，就是张在党内负总责时期，他也称张是“明君”。因此，当他听到张闻天同志问他有没有时间之后，忙答说：
“有时间，去你的办公室谈好吗？”
毛泽东与张闻天坐定之后，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说道：
“洛甫同志，你是政治局常委，又是人民委员会主席，为什么连秋白同志随军转移这样的事都做不了主？”
张闻天听后叹了口气，很有情绪地答说：
“他们规定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字，由我提出名单，交由他们批准。瞿秋白的请求我如实地向博古提出，但博古反对。”
毛泽东听后再也忍不住了，他说：“党内也应当有民主嘛！”遂又对博古、李德他们独断专行的作风提出了批评。
这尖锐的批评诱发了张闻天的牢骚，用他的话说：“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最后，他又带情绪地说道：
“你知道吗？博古他们为了排除所谓指挥上的干扰，决定把政治局委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中去。”
“不行！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毛泽东本能地反对道。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我立即去找军委负责人恩来同志！提出我、你、王稼祥一起行军。”
这些天来，周恩来忙得真是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加之博古是一位能言善辩、既不懂军事又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空头理论家，红军转移前的大小事情自然都落在了周恩来的头上。结果是，做对的事情，功劳记在博古、李德的头上；出了问题，他还要主动承担责任，甚至还要忍受博古、李德无端的指责！从宿命论的观念来看，终其周恩来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命；从道德、人格来衡量，周恩来就是东方完人的化身。今天，他接到毛泽东求见的电话之后，又不无歉意地说道：
“真对不起，我马上就要和前方赶来的同志谈话，一俟结束，我就约你来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