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毛泽东与朱德等共产党人顺利地粉碎蒋介石第一、二、三次军事“围剿”，并不断扩大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留居上海的党中央却经历了李立三、王明等“左”倾路线的统治，逐渐把党在白区的力量损失殆尽，不得不相继转移到中央苏区，靠着共产国际的支持，不仅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而且还公然指责毛泽东是“富农路线”、“游击主义”、“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等等。结果，他们拱手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一位既不会说中国话，又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德国人奥托?布劳恩（即李德）。实行“正规战”和阵地战，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质的运动战；实行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反对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实行“全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反对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等“左”倾军事路线，使得中央苏区一点一点地被国民党军队蚕食，最后不得不丢掉中央苏区突围转移。这对一手创建中央苏区的毛泽东而言是何等的痛心啊！
毛泽东自一九三二年十月宁都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大权之后，在从事地方工作的同时，仍就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方针向中央积极建议。当他的正确建议被博古、李德等人否决之后，他仍旧以一个共产党人的身分深入基层，广泛地做调查研究，默默地为中国革命积累经验。自然，他在这期间的心情是郁闷的。为此，他曾写下“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的诗句。但是，他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对革命寄托着无限的希望，就在同一首《菩萨蛮》的词里，又无比乐观地吟道：“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一九三四年四月下旬国民党军占领广昌的驿前。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线和北线被敌人突破，西线和南线的形势也更加危急。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清楚地知道：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已经断绝，剩下的仅是战略转移一途了！与此同时，各种风声四起。而毛泽东因前线吃紧，日夜忧思，对战局更是放心不下，几经思考，遂向中央提出到于都视察。中央经过审慎研究，同意毛泽东的请求，并“要他多注意军事情况”。毛泽东遂于九月中旬带着秘书和警卫员到达于都。
在于都，毛泽东迅速“调查于都、赣县等地区的敌情，了解苏区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情况，了解敌军调动情况，为中共中央选择战略转移的行军路线提供调查情况。同时，密切注意前线战况的变化，只要有从敌占区和敌人刚攻陷地区来到于都的人，都要找他们询问战事”。当他收到周恩来催问军事情况的电报之后，遂于九月二十日在于都复电周恩来，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西南部于都、赣县、登贤等地的敌情，详细叙述敌军小队、地主武装及小股散匪在何地侵扰或潜伏的情况；同时报告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防务，其任务是对敌军小队进行戒备，对地主武装和小股散匪迅速进行打击、驱逐和肃清；最后报告于都、登贤全境没有赤色戒严，敌人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的报告对中央选择突围的起点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接着，毛泽东很自然地想到战略转移前的政治动员工作。为此，他“在于都县城召开手工业工人、贫苦农民和村、乡、区干部座谈会，提出：要组织游击队，牵制敌人。要努力搞好生产，支援前线，……要严厉管制阶级敌人”等。同时，他还在于都接见红军家属代表会的代表，“号召他们积极搞好生产，支援前线，鼓励亲人在前方英勇杀敌”。在这繁忙的工作中，毛泽东那本来就不健康的身体日渐不支，待到九月底又突然得了恶性疟疾。他“高烧发到四十度，嘴唇干裂，两眼深陷，脸烧得通红。卫生员给他吃奎宁片，打奎宁针，高烧依然不退”。吓得随行人员不知如何是好。警卫员吴吉清跑到省政府给瑞金打电话，向中央报告毛泽东的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