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不测风云。是年冬，陈铭枢、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在“围剿”红军的东方打开了一条缺口。如果当时中央苏区主要负责人博古等利用这一天赐良机，第五次反“围剿”很快就能被粉碎。但是，博古等人顽固地坚持“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致使福建事变很快失败。同时，蒋介石重新任命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转头进攻中央苏区，使得蒋介石的“步步为营、堡垒推进”战略得逞。加之，刚刚进入中央苏区的李德与博古等人执行“御敌于国门之外”、“实施短促突击”以保证“不丢失根据地一寸土地”的“左”倾路线，使得中央苏区日蹙渐小，红军将士伤亡逾万。待到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被陈诚所部攻陷之后，红军完全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等到红六军团奉命自湘赣突围西去之后，蒋介石认定江西“围剿”红军的大势业已完成。是年九月，蒋氏在庐山曾得意洋洋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湘赣边红六军团在西路军围攻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而西移的。孔荷宠投降是红军瓦解的先声。”
也就是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召来了他的重臣、策士杨永泰，考试似的问道：
“你看我的下一步棋应当如何走？”
杨永泰，广东茂名人，生于一八八○年，考取秀才。一九○一年入广东高等学堂，后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遂入政坛角逐，并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政学会”《即老政学系》的成员。随着曹锟贿选后的国会的消灭，政学会也寿终正寝。十年之后，杨永泰挤进了蒋家王朝的大门，并沿袭古代权奸的衣钵——“结纳近臣，察帝动静，故奏对皆称旨”，着手研究蒋介石的思想作风及其生活习惯，同时还向蒋介石身边的人打听蒋氏的“起居注”，故向蒋氏条陈时事意见，往往“报可”。结果，他逐渐取得了蒋氏的信任。正当蒋介石准备实施第四次“围剿”红军计划，且又忧心忡忡地感到没有把握之际，杨永泰抓住这个时机上了一篇万言书。据说它的主要内容是：阐明“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主张“安内”（即“剿共”）必须用七分政治，并提出了所谓“政治剿匪”的纲领与方案。蒋介石看后“龙颜大悦”，立即擢用杨永泰为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的秘书长，着即“随驾亲征”。待到南昌行营成立不久，蒋氏完全接受了杨永泰的所谓“剿匪要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主张，并把行营庞大的组织机构简化为两个厅：即以参谋长贺国光兼任厅长的军事厅，以秘书长杨永泰兼任厅长的政治厅。从此，杨永泰得了一个“七分厅长”的绰号。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和江西省主席兼行营办公厅主任熊式辉紧密勾结起来，在国民党内又逐渐形成了“新政学系”，公然与其他派系争宠夺势。实事求是地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红军得以成功，除去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执行“左”倾路线外，杨永泰等人搞的这一套反动方案，并同“柳维垣提出的碉堡政策相配合”，也是重要的原因。
杨永泰作为一名策士，不仅会审时度势，即知道“围剿”红军的态势发展，而且还能准确地揣度此时此刻蒋介石的心路轨迹的变化，因此，当他听到蒋介石的问话之后，即断然地答说：
“委座，我看您应当把江西剿共的事放一放，到华北等地做一些安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