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铁路这种现代文明的产物，一开始就如同对待其他的西方事物一样，感情较为复杂：
很多中国人认为铁路会破坏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它们长长地切开大地，打乱了正常的节律，转移了大地仁慈的力量，它们使道路和运河工人失业，改变了业已形成的市场模式。虽然一些十九世纪中叶的学者指出，铁路是西方工业发展的主要源泉，但是建在中国上海附近的第一条很短的铁路还是于1877年被地方官员收购撤毁。（注：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
这期间，西方各国不断地向大清政府表示，他们愿意为帝国的铁路建设提供贷款。尽管如此，到1896年时中国的铁路线还是不足二百公里。但新旧世纪之交的时候，大清政府突然对铁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与外国列强在其势力范围内大修铁路的同时，帝国政府也有了自己雄心勃勃的铁路修建计划，庞大的建设资金主要来自西方各国银行金融集团的贷款，复杂的技术也由外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提供。这一时期，中国主要的铁路干线，几乎都由外国人主持修造。
新的世纪到来之后，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民族觉醒运动彼伏此起。作为民族主义浪潮的一部分，帝国各地纷纷发起了收回路权运动。几乎覆盖各省的各类收回路权团体，通过发行债券等多种形式募集资金，试图改变由外国人控制中国铁路的现状。1905年，由中国工程师詹天佑主持修造的京张铁路正式开工。该铁路计划穿越地理条件最为恶劣的八达岭山区。经过极为艰难的施工，这条全部国产化的铁路于四年后全线竣工。这对致力于从外国人手中收回路权的人们，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信心支持。到1910年的时候，收回路权运动有了显著成效，多条铁路成功地摆脱了外国人的纠缠，转为由民间投资建设并经营，其中，武汉到广州的粤汉线、武汉到成都的川汉线两条干线铁路皆由民间商办。
大清政府新组成的权力中枢，出于经济利益和政治稳定的双重考虑，决定实现帝国整个铁路系统的国有化。年轻的满族权贵们，似乎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这当中的复杂性，也没有预料此举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1911年５月９日，关于铁路干线国有化的诏书下达。
“敢为天下先”的湖南民众率先起而反之。诏书下达的第五天，长沙举行了万人群众集会，随后，长沙至株洲的万余铁路工人的示威，抗议的参与者们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四川民众亦闻“诏”而起，四川保路同志会仅仅成立数天，就有十几万民众加入其中，２０多万民众在省城与政府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
大清政府的反映迅速而简单，驻扎在附近省份的军队，一部分被火速调入四川。
没有可靠的理由说明，这次军事调动与接下来在武昌发生的新军暴动，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当时，驻扎武汉三镇的新军近二万人。在武汉活动频繁的文学社和共进会——游离于同盟会、光复会之外的革命小团体——宣称，加入革命团体以及倾向革命的，占这二万新军的三分之一还要强。新军暴动一直在紧张的筹备之中，但具体的计划和发动的确切时间还没有最终确定。突如其来的军事调动，显然打乱了暴动的部署，因为，新军大部被调往四川，这其中革命党人所占的比例，较留守武汉的部队为高。为此，暴动计划一再修改，起事的时间也一再延迟。
10月9日，暴动的指挥者之一孙武，在汉口俄租界的一间会议室进行的装配炸弹试验中，因旁观者吸烟，不慎引爆炸弹。这位与两千多年前中国著名军事家同名同姓的革命党人，此前被指定为暴动部队的总参谋长，随身携有多份与暴动相关的重要文件。虽然被炸伤的孙武迅速脱离了爆炸现场，但据传，闻声而来的俄国巡捕搜走了所有文件，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转给大清当局。于是，其他的暴动指挥者遭到了追捕，三名领导人被杀，一名逃亡。
暴动的领导者死伤殆尽，群龙无首，暴动计划实际上已经流产，但恐怖的气氛已经形成。武昌城内，流言四起，各种真真假假的消息不断传来，当局正按搜获的名单捉拿革命党人的传闻，让年轻的士兵们惊恐不安。10月10日傍晚时分，情绪失控的士兵发生哗变，枪声响起。驻扎在中和门内的第八工程营数十名士兵，在一位头脑清醒的班长率领下，迅速占领了附近的枪械库，控制主动权。这起士兵哗变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大大地出乎人们的意料，就像往巨大的火药桶内投入了一枚火星那样，连环的爆炸声音响成一片，不绝于耳。三天后，暴动的部队控制了全部武汉三镇。
最为紧要的一件事情随之产生。参加暴动者皆为新军中下级官兵，最高职务者不过营长，必须寻找一位具有一定地位和威望的人，出任这支刚刚取得胜利的部队的领导职务，以稳定军心。新军中的一位旅长——此时称协统——黎元洪，在枪口之下，战战兢兢地从桌子底下站了起来，走到台上，成为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湖北都督府都督。
如果不和其他事件相联系，仅仅这场由偶发爆炸引起的暴动本身，在漫长的历史中，作用殊为有限。然而，西方列强的入侵、立宪的失败、革命的震撼、皇族内阁的懵懂莽撞等等，已经掏空了大清帝国，武昌的暴动遂成为压垮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神奇的稻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