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学者梁廷楠从西方传教士那里道听途说，再加上自己的臆测，编写了《合省国说序》、《海国四说》等书，书中充分肯定了美国的民主政体，认为一国之赏罚、禁令，先出于民议，而后择而行之，确实彰明较著。但他断定，美国的民主政体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美国人“喜谋利”、“不读书”、安于愚贱所至。他以鄙视蛮夷的心态指出，美国人的制度只是部分实现了我天朝大国古代的政治原则，并无太多的倡导之处。
不难看出，此时帝国所谓的清醒者只是相对于大梦不醒者而言。其思想言论除了诸多的错误和荒唐之外，只有一些对外部世界朦朦胧胧的认识，或许在他们的心目中，西方世界的富强与民主只不过是桃花源式的海外奇谈而已。这些所谓“经世致用”的清醒者更少有对皇权制度的分析和批判，对士风堕落、吏治腐败的深刻制度根源认识不足。另一关键因素就是，这些清醒者都是帝国的中下级官僚或者是没有取得功名之人，在一个高低贵贱等级森严的帝国里，影响过于微弱。就像一阵微风，吹过污浊不堪的水面，根本就不会出现哪怕是一丝丝的涟漪。
1850年代，《海国图志》等中国早期的启蒙书籍飘洋过海，传到邻国日本，但很快就被禁止发行。这个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在全部承受了汉民族的文化传统之后，就变得不再具有学习性，而是同它所崇拜的偶像国家一样，不加分析地拒绝任何外来的东西。但是西方各国坚定的东进步伐是不能被阻挡的，它们在大清帝国的东南沿海往返穿梭的时候，对这个静静地躺在大洋之中的岛屿之国不可能没有兴趣，打开日本国的贸易之门自然也在他们的计划之中。
1844年2月，日本国内传递着一个从外国人那里得到的消息——英国商务代表莫利逊将于近日到达日本，与政府商谈开埠贸易之计。朝野上下被这一消息所带来的恐惧所笼罩，从高高在上的天皇到平民百姓，都被这个还未谋面的外国人搅得心烦意乱，胆小者甚至心惊肉跳起来。英国人于四年前在邻近的中国挑起的那场战争，日本人早有所闻。日本人不能想象硝烟弥漫于狭小岛屿的战争场景。于是，他们在英国人可能登陆的地方架起了早期从西方国家传进来的大炮，企图御英国商务代表于国门之外。日本学者高野长英以《梦物语》、渡边华山以《慎机论》，讥讽当局，痛陈排外之可笑，但两人立即遭到当局的逮捕。荷兰国王威廉麦塔也就此事致书日本，告诫日本政府以近邻中国为前车之鉴，速开海禁，亦无积极响应。
几年之后，美国提督彼理率军舰四艘到达日本浦贺，再由浦贺进入江户湾，强迫日本通商互市。没过几日，俄国人的四艘军舰也来到长崎，向日本人提出了与英国人同样的要求。1854年，到达日本浦贺的美国兵舰增至九艘，美国人威胁日本幕府，舰队将进入神奈川、江户湾，无奈之下，日本幕府的全权代表只好与彼理在横滨开始谈判，《神奈川和亲条约》签字，岛国的大门被打开。紧接着，荷兰人在长崎、俄国人在下关、英国人在神户与日本幕府签订了条款几乎相同的条约。 此后，西方各国继续以武力相威胁，不断地追加各项条款。至1858年5月，江户、大阪两都，兵库、新泻二港均对西方商人开放。次年，横滨、长崎、函馆三港开放。
至此，这个四面环海的岛屿之国门户大开。日本国民的思维随着大门的打开也迅速活跃起来，《海国图志》等图书开禁。
出于被逼迫的情势，日本和中国这两个这一衣带水的国家几乎同时在思考着以变求通。然而，两种完全不同的变革思维形成了天壤之别的两种结果。大清帝国的变革者们谨小慎微地选择了在传统制度框架内以“师夷之技”为主的技术革命，而日本人则选择了一场从经济、政治到思想观念的彻底变革。本世纪六十年代登基的明治天皇，将一大批志向远大而又才情四溢的年轻人招至麾下，挽救了这个在大海中摇摇晃晃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