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皇帝和帝国参与谈判的官员认为，英国人追求的无非是商业上的利益，只要贸易得以进行，他们一定不好意思再提出另外的要求，所以在所不惜地将五大通商口岸的诸多主权也一体让与英国人。英国人遂在帝国的土地上驻扎他们的军队，划定不受帝国主权约束的“租界”，建立治外法权。从此，至少在通商五口，英国人就像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一样自由自在，成为这片特殊土地上的“主人”，而真正的主人对这些夷人竟然毫无约束能力，即使夷人们胡作非为，也只有望“洋”兴叹。丧权辱国，此为极也！
在附约中，用心良苦的英国人提出，将来帝国给予其他国家任何利益，英国人一体均沾，并厚颜无耻地说，这是“用示平允”。对国际外交态势一无所知的帝国官员认为，这一条款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缓解各种外来压力，因而未有任何争议地接受了这一后来被称作“最惠国待遇”的条款。自此之后，帝国对外交往的主动权彻底丧失，它再也没有办法制订有效的外交政策和任何一国结成同盟，以对抗其他国家，相反，列国则极易在“一体均沾”的驱动下结成同盟，肆无忌惮地侵掠帝国。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除了为战争以前销毁的鸦片赔偿六百万两白银之外，这个由鸦片贸易引起的战争条约，在鸦片问题上居然没有只字片言。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英国的谈判代表、远征军司令朴鼎查曾经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的问题，帝国的谈判代表耆英表示他没有从皇帝那里得处理这个问题的授权，朴鼎查表示他也得到政府的提示，对鸦片问题不能再有强迫之为。英国人因罪恶贸易而发动罪恶战争，必然心虚，英国政府自然也不希望他们的肮脏形诸文字。而大清帝国的官员则认为，鸦片是万恶之源，唯恐避之不及，仿佛一提到鸦片，灾祸就会重新来临。懵懵懂懂的帝国官员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放弃了据理力争的机会。
《南京条约》以及附约中多项丧权辱国之条款，皇帝和他的政府官员们都心安理得地接受下来，唯独对两国地位平等、官员往来平行照会、公文之中不得使用“英夷”字样之条款，颇为不安。官僚们不禁发问，“英夷”们对“天朝上国”随意置喙，是何礼仪？令皇帝陛下以及汉人满族官僚们懊恼不已的是，天朝的颜面被“夷人”无情地戳至粉碎，至于战争为什么失败，他们似乎并不想深究。
英国人以一支几千人的小规模舰队，在帝国的领海和内河或往来如飞，或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以“复仇女神号”为代表的十几艘钢铁军舰，即使在环境恶劣的海域也能保持稳定的航行和足够的作战能力。而帝国漫长的海防线形同虚设，东南沿海的城镇村庄只能在夷人几百门大炮的炮口之下不断地颤栗。手持大刀长矛的帝国兵勇在装备了现代武器的英国士兵面前，更像是一群从蛮荒时代走来的小丑。少量的火器却是不久以前由毫无技术的人员根据200年前的书本制造而成。曾经骁勇善战的八旗部队现在弱不禁风，两万夜袭宁波的精锐兵团，落入英国一千士兵精心设置的陷阱，竟至全军覆灭。
增援广州的部队指挥官杨芳，以他天才一般的大脑，认定英国人威力无比的大炮只不过是一种妖术而已，于是遍收广州城内的猪血狗血粪便等污秽之物摆放城头，以镇避妖邪。反攻宁波前，指挥部里一群素无军事训练的官僚想入非非，将光复宁波的捷报早早地拟定，庆祝胜利的巨幅标语高高挂起。在他们想来，只要天朝的大军一到，英国人就会夹着尾巴狼狈逃窜。帝国官员的愚昧和荒唐，让人在愤怒之余，不免捧腹。
军事腐败不过是表征，皇权政治的糜烂才是内质。为了筹备战争经费，政府设立多个银柜，以接纳来自不同途径的钱款，但没有一个银柜的钱款总数对头。国难当头，仍有官员不忘中饱私囊，内化于心的道德信仰被抛至九霄云外，罪恶之手在弊病丛生的政府机构面前收放自如。
帝国上下现在只有用豪言壮语来维护自己的尊严。皇帝陛下不知羞惭地在各类告急、战败的奏折上写下“蕞尔小国”、“不配”之类的批语。他并不知道，“蕞尔”的英国在工业革命以后，已经是这个世界上的头号强国，如果非要说“不配”，那也只是大清帝国不能和英国般配。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受命经略华东战事，牛皮哄哄地为自己壮胆，他在写给皇帝的奏折中说，要抽取“逆夷”之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