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年代，鸦片之议愈来愈热，中央和地方的广大官员纷纷向皇帝陛下发表自己对鸦片贸易的意见，帝国官场文化的特色，让其他方面的纷争不免掺杂进来，放与禁的争执一直持续。不绝朝野的争议使政策的制订和执行摇摆不定，左右为难。
部分官员主张禁不如疏。在他们想来，如果让鸦片贸易登堂入室，在帝国取得合法地位，既可以从关税中获取较为稳定的财政收入，又可以杜绝贪污腐败，于国计吏治，皆有益处。更有甚者则主张在帝国大面积种植鸦片，以其优质与价廉排挤外来之鸦片。主张禁烟的官员则认为，无论是国内种植还是来自国外的鸦片，于国于民之危害有目共睹，如果放任鸦片泛滥，则若干年后，将没有抵御外敌之士兵，没有维持军队之粮饷。
广州为鸦片聚散之地，在这场鸦片之议中倍受瞩目。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则力主禁绝鸦片贸易。从1821年开始，他着手惩治辖区内的鸦片贩运，并试图对广州城内的鸦片吸食者实施禁戒。这位颇具儒家风采的官员，还在广州创办了一个名叫“学海堂”的书院，刊印书籍，广纳名士，宣传禁烟。然而，几年之后，随着阮元的调任，广州禁烟之举不了了之，“学海堂”也转而成了支持鸦片贸易的理论中心。朝廷与各地方政府的迟疑和出尔反尔，在客观上推动了以英国人为首的鸦片贸易。
1830年，皇帝终于签署了《查禁内地行销鸦片章程》，让普天之下主张禁止鸦片贸易的人欢呼雀跃。其实，这只不过是历年来政府颁布的诸多禁烟章程中的一种，没有值得期待之处。章程的颁布是一回事，是否按章办理又是一回事，这是中国众多颓败之朝的政治特色，实在没有理由把禁烟章程与禁烟之实联系得过于紧密。效率低下的帝国政府在禁与疏的选择上仍然是迟疑不决。
1834年，英国政府委派律劳卑为驻华贸易监督官。律劳卑到达广州以后，希望能直接与两广总督交涉两国间的贸易问题，但时任两广总督的卢坤以“天朝疆吏从不与外夷通送书信”为由予以拒绝。律劳卑对中国官员如此不情愿与外国人进行合理的交往，大为不解。此前，英国一名妇女在广州城内乘坐中国洋行商人的轿子，就遭到了帝国官员的严厉斥责，双方几乎闹翻；又一次，英国商人的妻子到设在广州城内的英国商馆探望，也受到了违禁的指责；更有甚者，大清本国的一名妇女自英国回国经过广州，也曾引起纷争。律劳卑觉得，正常的外交途径已难以保障英国人的利益，更不用说解决鸦片贸易的合法问题了。于是，他命旗下炮舰二艘从虎门进泊黄埔。所幸的是，律劳卑突然死亡，武装冲突才得以避免。1836年，义律受英国政府委派来到广州，英国政府赋予这位新任贸易监督官的职责更加明确——总管本国在华商人和水手。英国人拉开了架式，他们要不吝一切代价保护他们的贸易——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
在帝国政府的迟疑和英国人的强硬之中，鸦片继续从海洋上滚滚而来。到1838年，销往帝国的鸦片达到四万余箱约三百万公斤。禁烟的声音逐渐成了主流，朝野上下一致认为，帝国经济剧烈衰退、财力枯竭、国库空虚，皆为鸦片所至。
鸦片贸易必须禁止！皇帝陛下不敢再犹豫了。
1839年那个春光明媚的时节，专司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这位临危受命的儒家巨子像中国历史上无数的政治英雄一样，迫切地期望“毕其功于一役”。 南国都城盎然的春意，珠江两岸诗画一般的风光，丝毫没有阻滞这位已经55岁的钦差大人的匆忙脚步。在被皇帝陛下任命为钦差大臣之前，林则徐正在湖广总督任上。和大清帝国其他的汉人官僚一样，他也是从科场入仕，然后一步一步地擢升，而至封疆大吏。在中国特色的官僚政治文化中浸润多年，自然难脱其俗；固步自封的大环境也没有赋予他高出常人更多的智慧，他的开明和能干只是相对于帝国政府其他的官员而言。故而，林则徐的禁烟手段只能是：传统、简朴、粗暴。
鸦片于帝国，少说也有百年之灾患。百余年来，不是严禁即为驰禁，而从未有过放纵。经久而不衰，屡禁而不绝，可见其根源之深。鸦片的灾患已不在鸦片本身，而是一个既关乎经济政治又涉及到文化道德的综合顽症，外国人加入鸦片贸易以后，它又涉及到国与国的交往。如此百年痼疾，任何人都不可能“毕其功而一役”，道光皇帝不能，林则徐也不能，而简单粗暴的治理手段，就只能激起更为强烈的反应。
时任两广总督的邓廷桢在他的官邸热情地接待了风尘仆仆的钦差大人，这位年逾花甲的二品大员同林则徐一样，向来力主严禁鸦片。如今，两位志同道合而又富于使命感的儒士，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紧张的筹划之后，两位老臣恩威并施，向鸦片开战了！
他们以通报、张贴等形式，强调吸食鸦片对国家对民族的影响以及对个人身体的危害，规劝吸食者主动戒除烟瘾，支持政府的禁烟行动。对于从事鸦片贩运的外国商人，他们同样进行了道德规劝，希望外国人放弃这种有害于中国人的贸易，转而从事其他的合法贸易。林则徐还写信给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说，明知鸦片有害的贵国商人，实在不应该在中国从事这样的贸易，假使其他国家的商人将鸦片贩至英国，诱人买食，国王也一定会深恶痛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