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世界上产生最早的文字之一，也是最为奇妙的文字之一。千百年来，人们已经将这种文字运用得妙不可言。其中最精妙之处就是，这些文字所要表达的意义不限于文字表面，更隐藏于文字的背后，即所谓的意境。对于同样的方块字组合，一千个人可能会读出一千种意境。心灵严重扭曲者，如罪恶感较为深重的人、自卑感较强的人、有强烈虚荣心的人等等，往往会对因意境解读而产生的歧义过于敏感。如果当权者产生了这样的过敏现象，由文字引起的杀伐也就随之而来。发展到后来，文字便成了帝王们排除异己、政客们攻击异党的利器，从而成为中国政治、文化史上十分独特的景观。极权政治的另一页，就充满了类似由文字而引起的血腥。神圣的乾隆皇帝自然不甘落后于他人，开疆拓土的丰功伟业既是空前之未有，文字冤狱的制造焉有不登峰造极之理？
官至内阁学士的胡中藻高中进士的那一年，朝廷会试的主考官是大学士鄂尔泰。按照惯例，胡中藻就成了鄂尔泰的门下弟子。这位出生于江西新建的读书人从此倚附师门，甘为鹰犬，成为所谓“鄂党”中的一员。鄂尔泰为雍正朝旧臣，乾隆亲政后，与另一位同样也是雍正朝旧臣张廷玉共同主持军机处。两位军机首辅向来不睦，各自控制的官僚集团也相互攻讦，屡遭皇帝训诫。后来，鄂尔泰终于棋输一招，失宠于乾隆，郁闷中离世而去。但胡中藻在此之后依然出任了陕西学政、广西学政等职，似乎并未受到鄂尔泰多少牵连。然而，这位书呆子或者政治敏感性太弱，或者真的有结党勾私之心，或者出于师恩难忘，鄂尔泰死后，仍与“鄂党”其他成员关系密切，对张廷玉一党大张挞伐，与甘肃巡抚鄂昌——鄂尔泰之侄——更是诗赋往来，唱和甚欢。
结党立派为现代西方各国颇具特色的政治形态之一，其中所包含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然而，这样的政治形态不属于早熟的中国政治，更不属于十八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政治。乾隆皇帝自然不能发现结党立派的奥妙所在，他所知道的，仅仅是结党立派给皇权带来的威胁。于是，乾隆皇帝决定拿胡中藻这个书呆子开刀。至于从何处下手，皇帝陛下早已成竹在胸。1755年2月，乾隆密谕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期间所出的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察出速奏。又密谕陕甘总督刘统勋乘鄂昌去安西之际，亲往兰州巡抚府搜查，将其与胡中藻往来书信与应和诗文一并搜查封固呈送京城。胡中藻的诗集——《坚磨生诗钞》，作为重要的证据送到了皇帝手中。3月，乾隆皇帝召集群臣，列举胡中藻《坚磨生诗钞》诗句，逐一批驳：
“一把心肠论浊清”—— 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
“一世无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大清帝国自定鼎以来，承平熙嗥，远过汉唐宋明，而竟谓又降一世，是为污蔑。
“天非开清泰”，“斯文欲被蛮”，“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离间汉满。
“那是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讥讽皇帝不赈灾祸。
“人间岂是无中气”，“不为游观纵盗骊”，“三才生后生今日”。——词意狂悖。
……
因为被乾隆皇帝完全否定，这本诗集现在不能找到，究竟事实如何，人们无从知道。不过从乾隆上谕里所摘的诗句中可以看到，胡中藻无非是在卖弄才情，至多是有些牢骚。但皇帝并不这样认为，于是，为“申我国法，正尔嚣风”，胡中藻以“大逆罪”即行处斩，鄂昌被赐死，已经死了的鄂尔泰也以“私立朋党”之罪名被撤出贤良祠，不准入祀，“以为大臣植党者戒”。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皇帝陛下在判决书上居然写下了这样为自己辩护的批语：
朕御极以来，从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奈胡中藻所刻《坚磨生诗钞》连篇累牍皆为谤讪诋毁之词，而不得不申明宪典，以儆效尤。
二十多年以后，“从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的乾隆皇帝再一次食言，以诗罪人。
江苏东台人徐述夔，年轻时同千千万万的读书人一样，读经阅典，手不释卷，奋不顾身地投入科举考试的大潮当中。他的运气不错，二十多岁即如愿考上了举人。按照清朝成例，中举的答卷要送到京城由朝廷若干文臣过目。此时，这位一帆风顺的年轻人却厄运当头，他的答卷被朝廷众多官员认定有“不敬”之语，含讥讽朝廷之意。朝廷因此剥夺了他进士考试的资格。仕途转眼成了泡影，徐述夔的心灰意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