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50年，爱新觉罗?弘历坐上大清帝国的龙床、成为万人景仰的乾隆皇帝，已经十五年了。依明清两代计年之法，这一年为乾隆十五年。
这一年的冬春之际,北京城寒气逼人，冰雪遮盖着大大小小的河流。正阳门外一向繁华的大栅栏商业区路人稀少，喧嚣尽失。正阳门内的皇宫里，则是别样景致，融融的暖意让居住在这里面的人们忽略了户外的酷寒。勤勉的皇帝陛下一如既往地在为帝国操劳着，定期上朝听政、召集群臣议事、阅览各类上呈的奏折、颁布军务政务诏书，繁忙而纹理不乱。时下域内升平，颂歌四起，虽然西北地区时有动荡，然而以帝国之辽阔，这些灾患自然不免，况且，此等小灾小患于帝国的太平并无大碍。各地不断有报喜和赞颂的奏章呈上，皇帝陛下常常喜不自禁。这年春天到来的时候，细心的太监在侍候起居时发现，皇帝陛下的龙体微微地发福了。
日子过得如此舒坦,不是没有缘故。二百多年以后，一个名叫贝罗克的外国人作了两个“天才的计算” ，（注: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的用语。下面引用的数据也出自该书。）为皇帝陛下的快乐找到了充分理由。第一个计算说：1750年，清帝国的工业产量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为32.8%，比整个欧洲高出近10个百分点；九十年后（1840年）用钢铁船舰撞开帝国大门、让帝国政府和臣民吃尽苦头的英国，同期的工业产量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只不过可怜巴巴的1.9%。如果考虑人口的因素，就可以用第二个计算来说明：1750年，清帝国和英国的人均工业化水平大致相当；假设1900年英国的人均工业化水平为100，那么，1750年英国的人均工业化水平为8，1750年清帝国的人均工业化水平也为8。
乾隆皇帝和他的文武百官们当然无法知道这样精确的数据，但这无关宏旨。快乐并不由漂亮的数据带来，帝国的辉煌才是皇帝陛下“龙颜大悦”的资本。
烦心的事不是没有。最近三年米价“连岁递增，有长无落”，就是一件较为头疼的事。令皇帝陛下困惑不解的是，以往都是因为天灾致粮食减产而造成米价上涨，而这几年里，即使是粮食丰收了米价还照样上涨。英明的皇帝陛下当然不认为这是一件小事，并对此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多次召集户部主管官员以及相关的高级幕僚商讨米价的问题，并降旨各省督抚，命他们陈奏米价持续上涨的原因及应对的策略。但这些论议并没有取得令人兴奋的成果，最后，他们只好认同了康、雍两代的解释——米价的上涨是由人口的增加造成的。到1750年，高层关于米价的论议便不了了之。
远离北京的广州，洋人的商船开进了黄埔港，洋货源源不断地运来。1750年一年之内，从欧洲各地运到黄埔码头的货物超过2350吨。（注：引自萧致治、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版）遗憾的是，大清帝国的广大臣民对洋人们运来的铅、锡、铜、铁、毛呢、棉花这些洋玩意并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黄金白银。洋商们倒也爽快，他们接着又运来了大量的金银，以换取在欧洲市场走俏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大量白银哗哗地流入，让清帝国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心花怒放。
乾隆皇帝和他的官僚们，即使动用他们的全部智慧，也不会把上述两件事联系到一起。“通货膨胀”只是后世经济学家们经常念叨的一个名词。四十多年以后，当英国访清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在北京访问期间提出大量白银的流入是物价持续上涨最为直接的原因时，帝国的大小官员们还大大地不以为然。而在此时，帝国上下只对白花花的银子保有浓厚的兴趣。乾隆皇帝比他的臣属们则要清醒许多，贪婪的目光紧盯黄金白银的同时，内心却对洋人们在境内的经商活动持有高度的戒备。1750年夏秋间，南方数省不断地奏报，广州的一些洋人希望把他们的商船开到宁波、厦门。皇帝的神经立马紧张起来：广州开埠通商后，原本平静祥和的帝国陡然间风生水起，如今居然还要到宁波、厦门来惹麻烦？如此一来，国门洞开，那还得了！金銮殿上的皇帝陛下眉头紧锁，苦思良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