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占领的后期，这一地区变得越来越危险。游击队和德国人激烈交战。
马勒大夫经常被叫去医治伤员。盖世太保搜索所有的男人，他不得不在树林中度过很多夜晚。有一天，有17个黑衫队队员来到他们家，是妲蒂接待了他们。她非常不安：“我让他们看谷仓、住房。直到他们明白这儿只有女人——我祖母、我母亲和我姐姐——他们才离开。”
1944年6月10日，她父亲陪她去蒂尔参加中学毕业会议的第二部分（注：这之后，她参加了函授学习。）他们遇到的抵抗运动成员叫他们折回去：游击队员在诺曼第登陆的第二天占据了该城市。黑衫队队员作了反击，在城市的瞭望台上吊死了九十九个男人：一场真正的悲剧。
毕竟要学会与危险相处，在恐惧中生活，也要有勇气，等待和平重新降归的快乐时光。
幸福在六年后在巴尔·萨科齐脸上显现了出来。1950年2月9日，在圣弗朗索瓦-戴-沙勒教堂，安德烈·马勒成了他的妻子。这个时光离他们认识刚满七个月。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第二天，在游泳池，他曾经跟她谈过，这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六个月后结婚”。可以说他履行了他的誓言。新娘在做着美玉一般的梦。这迷人的小伙子比她小两岁——还不到22岁——他许诺要把最好的给她。而她却并不知道，不久后她将得到的是最坏的。
当时，第四共和国正处于糟糕的境地。印度支那战争在泥淖和鲜血中拖延着。巴尔处境不好？那又怎么样？国家正处于“辉煌的三十年”的末尾。失业问题不令人忧虑，而金钱也不是一切雄心的动力。巴尔在一位同胞处学习广告画。他从一直被扣在匈牙利的母亲那儿得到了另一颗钻石。和第一颗钻石一样，他把它卖掉了。但这一次，他把钱投入一间制袜厂。他要向他的岳父表明他能做生意。工厂却陷入了险境。唔，没关系。有马勒一家在，这对年轻夫妇一直住在那儿，吃在那儿，他们很受宠。他在那儿呆了八年，婚后第二年，1951年6月18日有了纪尧姆。尼古拉则是在四年以后，即1955年1月28日出生的。
这时，孩子们的爸果断地进入了广告业。他为波萨克公司工作，为文杰公司——后来被碧勃利西斯公司收购——工作。很快，他的才能就显露出来了。在实习的内部刊物上刊载了好几幅署名萨科齐的插图，和有名望的广告画设计师，如恩傑雷，还有萨维尼克的作品排在一起。萨维尼克是当时在该领域中的名人。他有一张画，全法国的人都知道：一头招人喜欢的胖奶牛，正在用它乳房中的奶哺乳一块大肥皂，当然是“蒙萨冯”牌肥皂，毫无疑问。
为了夸耀大多数人家中都有的“胜家”牌缝纫机的优点，巴尔扮成一件衣服，呆在一位美人的后面。而这位美人则妆扮成要去参加歌剧晚会的样子。马勒大夫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这幅广告的时很反感：“这是我的模特儿女婿吗，这不是一种职业！”他大声嚷嚷。也许是吧。不过，第一批支票来了。巴尔借了债，终于在拉歇尔大街靠近白色广场一边，买了一套二层楼上的套房。他花在装饰上的钱不多，却很有情趣。他把办公室和家都安置在这里，很乐意请朋友们来吃晚饭。妲蒂充分发挥了她作为女主人的才能。而男主人也施展了他的魅力：他夫人所有的朋友都会得到他投送的秋波，而且还加上一些示意动作。他对她们全都称呼“亲爱的”……她们则笑嘻嘻地训斥他：“巴尔，你这个缺德的家伙。”妲蒂既不是瞎子，也不麻木。第三个孩子弗朗索瓦在1959年6月6月出生。而美梦随之也消失了。
一天晚上，她打电话给她的父亲。只有很简单的一句话：“我带孩子们回来。”而他，一点不感到奇怪。妲蒂离开了他们夫妻共同的住所，永远离开了。她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童年
还是回到开头的一家子：幸运路46号。从三个孩子真正的童年生活开始。“我还记得，那天妈妈给我一本画册，让我涂上色。”尼古拉说。
有关过去发生的事，己被他们彻底翻过去了。“一段阴沉、模糊的时期，”老大认为。“我父亲非常粗暴，我很害怕。”小弟弟脱口而出。
外祖父——他后来成了鳏夫——他家的房子不明亮，甚至可以说是阴暗。一股使人头晕的乙醚气味漂逸在底层，外祖父的诊所就在那儿。整个建筑年久失修，到处是锈斑，阴沉沉的。可是，房东并不打算做任何翻修工作。马勒大夫是房客，他拒绝一切无谓的开支。然而他却可以吹嘘自己有高尚的客人。画家雅克·维荣，他已成了他的朋友，还帮他画肖象画。还有牧羊女剧场的业主保尔·德瓦尔，以至于后来以约瑟芬·巴盖为首的整个剧团都在这里看病。当然还有较穷的人也一样：比如这位女病人，作为报酬，最后留下了三幅画。这些画是一位曾经住过她房子的叫做莫地利萨尼的艺术家送的，这些画被挂在走廊里，效果很好。
妲蒂和她的儿子们住在第二层，四间房间互相连通。孩子们在那里乱跑、喧嚷、闹翻天，这与一层如死一般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住在一层的是外祖父和他的大女儿露露，她还是单身。平时大家不在一起吃饭，各过各的，但却都知道互相是亲近的人。“外祖父”被朋友们描绘成是一位“非常持重、蛮横”的人，他监视着一大家子人，并且让人感到敬畏。“多亏这些外孙子，我的父亲暮年过得很快乐。”妲蒂她可以这么说。露露姨妈——孩子们叫她“大甜甜”——有一种病态的羞怯。亲友们都认为她非常善良。她亲近孩子们，对待他们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星期天，她领他们去做弥撒；星期三下午领他们到里伏里大街的史密斯餐厅吃点心。孩子们从学校回来，也是由她布置他们做作业。原因是大多回来得晚。“每天晚上我坐在上面有深色玻璃板围住的楼梯口等她，”尼古拉说，“一到家，她就带着嘲笑的口吻对我说：‘是为了巧克力吧？肯定是这样。’因为她每天都给我们吃一块巧克力。但对我来说，真的是为了能看见她。我很怕她会不回来。"
妲蒂成了一名律师。她年轻的丈夫曾经叫她放弃法律学习，离婚后她又重新开始学习。她在法雷律师的事务所学习这门事业。该律师是她在杜邦洛学习时一位女友的丈夫。妲蒂必须掐些钱，否则到月底就没有钱花了。如果说，她的父亲帮她解决了很多开支问题，巴尔则表现得非常非常吝啬。所以说她也是别无他法。“我五点半就醒了，”她说，“在床上准备我的功课，一直到七点半。然后，我就照顾孩子们，领他们到学校去，买东西，做一些家务，直到下午二点，就去办公室。这时一位年轻女孩来接替我。她去接孩子，给两个小的做饭，帮他们洗澡。我呢，回家后跟纪尧姆一起吃晚饭。”
她做刑事辩护，有时带着她的大儿子到监狱门口等她的一个客户出来，然后请他喝一杯咖啡。她是虔诚的死刑废除论者。她组织同行晚会来进行废除死刑的辩论。孩子们听着、看着、受到他们母亲观念的熏陶。
孩子们在邻近的圣-路易-戴-蒙索学校学习。这是一所天主教学校。学校有自己的神父，孩子们管他叫“小宝贝”。教师都是非神职人员，每个班级不超过二十名学生，情况就一直都是这样。学校里的气氛是家庭式的、很传统，这几个小萨科齐是唯一离婚家庭的孩子。在这个资产阶级街区里，这种家庭还不多见。放学时，一些学生的母亲以难以描述的眼光瞪着他们，表现出了看不起的高傲和蔑视。对这些，这个小萨科齐一直记在脑子里。校长雷内·戴帕磊，他高个子、大嗓门、和蔼可亲、很有教养。他帮助和观察每一个学生，长时间地接见家长们。在萨科齐家，只有尼古拉让他感到窘困：他根本想不到，在很多年之后，这个小尼古拉会在耐伊的市政府里请他吃饭。当时，他是有名的捣蛋鬼，上教理课时他逃课，结果被赶走。他离开这所学校后，到夏托尔中学去上六年级。又被这所学校以经常旷课和不遵守纪律为由开除了。迫不得己，又回蒙索上课。他只好重读。“我看这样的学习毫无意义，”他解释道，没有方向，没有指导。“我是在中学毕业后才真正开始认真学习的。”在学校里，他给人的印象是虔诚地做弥撒，很有权威地领导儿童唱诗班。（想念他的母亲，他作老大的志向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弗朗索瓦——最小的孩子，他是“如此的可爱”，在各个领域都很成功。那么，唯一的担心是尼古拉了。不过，这位年轻的女律师并不担心。这个孩子“活跃、机灵、勇猛”，他也会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