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这些话，是在五四后几十年写的。若搁在当时，或许有诬蔑革命学生之嫌。蒋当年是个辛劳的管理者，个中滋味刻骨铭心。难怪几十年过去了，提起往事，还抑制不住有情绪化的因素。但他揭示了一个残酷的实事：“有纪律的抗议”者有可能迅速地堕落为无纪律的胜利者。这在中国，“五四”不是首例，也不是最后一个。
无纪律的胜利者，不安于平静的校园生活，难免要闹出点什么乱子来。“讲义风潮”即一典型个案而已。
客观地说，说到讲义风潮的缘起，不能不涉及到1922年的教育经费积欠问题。由于连续五个月的经费积欠，招生工作停顿，新学期无法开学。“校长等既无唾面自干之大度，尤缺无米为炊之能力。”北大学生讲义原是免费的。但正是由于经费紧张，学校经评议会开会决议，被迫采取对讲义一律收费的新举措。这项决议引起部分学生的不满，于10月17、18日，连续冲击会计课和校长室，“要求将讲义费废止”，并有过激言行：“对于职员肆口谩骂，并加恫吓。”
在此关键时刻，如蒋梦麟说，蔡校长赶到现场，告诉他们必须服从学校规则。学生们却把他的话当耳边风。群众涌进教室和办公室，要找主张这条“可恶的”规定的人算账。蔡校长告诉他们，讲义费的规定应由他单独负责。
“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那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群众在他面前围了个半圆形。蔡校长向他们逼进几步，他们就往退后几步，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蒋梦麟：《西潮·新潮》第131-132页。
曹建写于1952年的回忆文章也记述了这一事件，不过比蒋氏的描写更见传奇色彩：
某日下午，不逞的学生鼓众拥至总务处门口寻找沈氏，(按，即沈士远，时任庶务部主任)声势汹汹，先生闻声挺身而出，厉声问道：“你们闹什么?”为首的学生说：“沈士远主张征收讲义费，故来找他理论。”先生说：“收讲义费是校务会议决定的，我是校长，有理由尽管对我说，与沈士远无关。”群众仍呼啸要找沈氏，先生亦大声呼道：“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手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绝对不会畏缩退步!”曹建：《蔡孑民先生的风骨》，见《蔡元培先生全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人们对蔡元培这位好好先生变为“正义之狮”的故事津津乐道（蒋梦麟就不止一次道及），是在称道他“白刃可蹈的中庸（蒋梦麟语）”“处小事以圆，而处大事以方”的风骨（陈源语）。
而蔡元培自己的着眼点似不在此。其实蔡元培对胜利的学生运动心存忧患。早在1919年5月间离京出走时，蔡元培就曾与蒋梦麟言及，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蒋说，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太歪曲事实了。蒋梦麟：《西潮·新潮》第125-126页。1919年7月9日，他曾致电全国学联，语重心长地说：“惟深望诸君亦能推爱仆之心，有所觉悟；否则教育前途，必生障碍。非特仆难辞咎，诸君亦与有责焉。”《益世报》1919年7月14日。当时北大“诸君”都沉浸在校长复校在即的喜悦中，没有几个人去想如何对教育前途负责。
罗家伦回忆说，蔡元培常说“官可以不做，国不可以不救”，但是，“到五四以后学生运动发现流弊的时候，他又发表‘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名言”（《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读书”与“救国”看似并置兼重，但在蔡元培的思路中无疑有所侧重：如果说五四前他更看重上句的话，那么，五四后他显然更强调下半句--可说这种认知此后持之以奉终生。比如，五四一周年，他专门撰文称：“人人都知道罢工、罢市损失很大，但是罢课的损失还要大”，希望学生“打定主义，无论何等问题，决不再用自杀的罢课政策”(《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1922年的讲义风潮中，面对汹涌的人群，他愤怒地说：“我和你们决斗。”即使在正式辞去北大校长一职，不再担当具体管理之责后，蔡元培也没有改变其主张：1928年，他在西湖国立艺术院开学仪式上的讲演题目就是《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同年，在全国教育会议上，针对“五四运动以来，各地学生竟为爱国运动”之现状，他再次呼吁“救国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图，还在学术。”参阅郑勇《蔡元培影集》第148页。
具体到“讲义风潮”，蔡元培在提交政府的辞职报告中说：
此种越轨举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之学生，殊可惋惜。废置讲义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将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言念及此，实为痛心。此皆由元培平日训练无方，良深愧惭。长此以往，将愈增元培罪戾。迫不获已，惟有恳请辞职。
与蒋梦麟对学生的怨责不一样，蔡元培的辞呈充满了自责。他更担心的是北大在全国的影响，这种“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若扩散开来，“风气所至，将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这才真的事关“教育前途”啊。他以“训练无方”，引咎辞职。
蔡元培的辞职，引发了总务长蒋梦麟、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冯祖荀的辞职。这些启事刊布后，北大学生相顾失色，召开紧急大会，议定派代表至蔡宅挽留，并至总统府、教育部声明此系少数学生所为，请代为挽留。蔡元培这才收回辞呈，回校重新主持校务。最后以开除预科法文班学生冯省三为代价而平息“讲义风潮”。近年有人为林纾的那个学生张厚载的被开除而鸣不平；相对而言，这位冯省三的被开除还真令人“三省”哩。周氏兄弟就曾为之鸣过不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