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教育总长傅增湘辞职出走西山之后，教育部由次长袁希勉强支撑，无多时他三度请辞。6月4日内阁会议上安福国会议长王捐唐提议，由傅岳棻任教育次长，即杜威所云“现代理教育总长（傅）”。从杜威对傅岳棻的评价，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五四运动的报道（所谓报道，其实是给在美国的女儿写的家书，有趣的是他女儿后来也来华讲学了。）的基本立足点是站在“我们的自由主义派朋友”一边的。他对北洋政府充满着鄙薄之情。杜威说：“毫无疑问，促成北京政府这种不光彩的投降的原因是学生运动已扩展为商人罢市以及对这个运动进一步的担心。但学生已设法把他们的宣传扩大到军队中去。有谣言说，将不能再指望军队进行镇压，特别是因为军饷已拖欠很久未发了。有些从拘留所获胜归来的学生抱怨政府更换卫兵太勤，使他们没有来得及感化一半以上的看守。”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221页。杜威认为中国社会有许多不可思议的地方。他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所谓‘民国’，只是一个笑话。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们更民主些。这里有完全的社会平等，但妇女除外。议会，十足地是个虚幌的滑稽剧，但自动自发的舆论，现在这样，却有异常的影响力。”对中国青年学生，杜威则一往情深，有高度评价和客观的批评。
1920年初，杜威又云：
一位曾对50种学生报纸作过仔细研究的朋友说，这些报纸的第一个特点是有大量的问号，第二个特点是要求言论自由，以便能够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在一个信仰既是权威的教条，又是使人感觉满足的国家里，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251页。
后来在1921年夏天，他又从北京报道说：
(1919年)5月4日骚乱以后，学生联合会开始在全国创办杂志。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反对腐化和卖国的官僚及抵制日货的高潮时刻，这些论题在学生杂志上却是次要的……他们的任务是教育改革、攻击家庭制度、讨论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和各种乌托邦(思想)……自然，在思想发酵之中，往往会产生一些幻想的泡沫。由于缺乏确定的阅历背景，学生们认为所有的思想和建议都大同小异，只要他们是新的并与旧的习惯和传统相脱离。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252页。
对这个时期的青年们来说，对旧的东西的崇拜让位于对新的东西的追求。这种情形使杜威得出这样的印象：“似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学生像中国学生这样，对现代的和新的思想，特别是社会经济方面的思想，怀有这样一致和热烈的兴趣，也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对有利于旧秩序和现状的论据这样不重视，这样闭口不谈。”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256-257页。他说：
这一点(思想不稳定)是令人遗憾的。但这是一种普通过渡状态的明证，这个时期必然显示一种犹豫、动摇、对新奇刺激易于感受。另一方面，他们却显示了比同一时期的美国青年成熟得多的志趣。中学的男女学生以清醒和理智的态度，听取那些在美国只能引起厌烦不安的课题的讲解。我确信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青年对思想比对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为渴望。在现阶段，对新思想的热情超过了获得支持这些新思想的知识所需的耐心，但它却极大地促进了对于知识和科学方法越来越强的渴望。这意味着知识的获得不是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也不是作为通常的有文化的标志，而是为了社会的应用。
五四事件后的一年里，新文化运动有深远意义的发展给中国带来了一种新的面貌和巨大的希望。杜威在对新文化运动作了长篇分析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人们可以断言，文化运动尽管不够成熟和左右摇摆，但是它为中国未来的希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它虽然不能取代更好的交通手段--铁路和公路，没有这样的交通手段中国就不能统一，因而也就不能强盛，但中国也需要一种统一的思想，而没有新思想运动，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思想统一后，这种思想是留恋过去还是对世界其他地方的现代思想表示同情，后果也是有很大不同的。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267页。
多数知识分子认为五四事件是置道德、社会、政治问题于法律之上。在习惯于正规法律程序形式的西方人看来，五四事件和随后的群众举动似乎是不合法的。敏锐的杜威是从“群体的道德意识”(the moral sense of the community)而不是“纯粹法律的处理”来看待这场运动的。1920年春杜威曾说道：“中国是否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完全屈从法规和形式主义，实在值得怀疑。这可能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之一。例如，甚至中国的先进分子对于纯粹间接的和代表性的立法和决策制度也没有什么兴趣。在过去几个月中，问题的解决屡次由公众舆论决定，他们通过公众集会和电报往来的方式，迫使政府在外交事务方面实行公众所希望的政策，这里所需要的是对大众意志的亲自感受和这种意志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229页。
至于五四运动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这样的敏感问题，杜威1921年夏天根据他亲自观察，发表了他独特的看法：“那些关注（五四）这个运动的日本作家多数认为它是蓄意破坏的激进主义，并认为它是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而引起的。但在我所访问过的中国的九个省中，还没有发现一点苏俄直接影响的痕迹。当然俄国的暴动作为一种激发因素间接地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它远不如世界大战，甚至不如威尔逊的民主和民族自觉思想观念的影响，因为新文化运动虽然对在现代中国被恭称为共和的政体毫不感兴趣，但它却深受民主思想的激发。”杜威接着说道：“从技术的意义上说，中国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没有准备也没有那种自然倾向。但是可以想见，如果军阀的暴政、压迫和腐化继续下去，直到直接触及农民，势必会产生现行秩序的维护者将称之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大暴乱。”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290页。
杜威夫妇用通信的方式，几乎为我们写了一部五四学生运动简史。由于东西方文化观念有异，杜威所见所论，恰恰给我们宝贵的启迪。就东西方文化观，杜威夫妇还为我们留下了两个美丽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