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胡适的翻译竟比杜威讲学精彩
1919年5月5日，胡适在上海蒋梦麟家吃早饭，从晨报上知道北京的五四学生运动的消息。当时上海学界也已动起来了。5月6日上午，《民国时报》经理邵力子到复旦大学向学生报告北京的形势。会场上群情激愤，当场通过两项决议：一、联合上海各学校通电全国营救北京被捕的学生，二、从速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当晚，上海三十所学校联合致电北洋政府，谴责政府“弁髦民意，滥肆权威”，表示“为保全全国青年神圣计，义不独生，誓当前仆后继以昭正义。”朱仲华：《五四运动在上海》，《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266页。
5月7日，上海各界响应国民外交协会号召，在公共体育馆召开国民大会。胡适也大汗淋漓地挤在与会人群中。他说：“我要听听上海一班演说家，故挤到台前，身上已是汗流遍体。我脱下马褂，听完演说，跟着大队去游街，从西门一直走到大东门，走得我一身衣服从里衣湿透到夹袍子。”胡适：《我对于丧礼的改革》，《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胡适是北大少数几个走上街头的教授之一，说明他有“率性”的一面。五四他若在北京，是否也会像钱玄同那样跟着学生上街，跑得汗流夹背呢？那则不好臆断。
胡适4月底就到了上海，他是专程去迎接老师杜威教授来华讲学的。杜威夫妇1919年初拟作东方之旅，启程前恰有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邀他讲学，他当然欣然应诺。闻悉老师东游，杜威在中国的及门弟子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合计动员了中国五个学术团体（江苏省教育会、北大知行学会等）邀请杜威来华讲学，好在北洋政府不大干涉这档子事。杜威何乐不为。
杜威夫妇4月30日到上海，在码头迎接的就是这三位中国弟子。胡适是在这个档期碰到上海游行的，他陪上了一身汗。
5月3日，胡适有信给蔡元培通报杜威夫妇的行程：
杜威博士夫妇于三十日午到上海，蒋（梦麟）、陶（行知）与我三人在码头接他们，送入沧洲别墅居住。这几天请他们略略看看上海。昨晚上我在教育会演讲实验主义大旨，以为他明日讲演的导言。美国哲学家杜威来华期间与蒋梦麟等人合影
……五日他去杭州游玩，蒋梦麟陪去。……在杭州约住四五日，只有一次讲演，回上海后，住一二日，即往南京。大约三星期后，即来北京。哥伦比亚大学似尚无回电来，昨晚与梦麟商量，可否请先生商请教育部发一正式电去，电稿另纸录呈，请先生斟酌施行。……我送杜威先生行后，即回京，约星期三、四到京，请先生告知教务课，续假两日。《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8日。
从此信可知，5月2日，杜威开讲之前，胡适就在上海讲演杜威的实验主义，替他的讲学作疏导式的铺垫。其实此前一个月，胡适在北京已作过四次讲演，并以他富有亲和力的文笔写过多篇文章，对杜威主义有过系统的介绍。5月3日，杜威在上海开讲，胡适当翻译。
胡适的老师杜威“似乎不擅长演讲，他站在讲台上，把讲稿放在桌上，俯首低声，一句紧连一句地读着。”萧公权：《问学谏往录》第75页。胡适把这解释为“选择用词的严肃态度”，但他承认杜威“不是一个好演说家”《胡适自传》第205页。。但胡适以对杜威哲学的熟习，以他杰出演说家的风度，以他雅俗共赏的语言能力，而成为杜威讲学最佳的学术翻译。尔后在北京、山东、山西讲学都由胡适当翻译。
有听杜威讲学的，留下印象最深的竟是胡适的翻译。复旦大学的程天放5月3日就听了杜威在中国的首场讲学。他们竟是慕胡适之名去听讲学的。程有回忆：“那时我是复旦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一天报上登载杜威博士在江苏教育会公开演讲，由胡适之先生翻译，我和许多同学都去听。当时适之先生在《新青年》上鼓吹文学革命，批评旧传统、旧习惯，上海一般知识青年都震于他的大名，却没有见过他，也没有看过他的照片，在电车上我们就想象胡适是怎样一个人物，大家认为他一定西装笔挺，神气十足，是一个典型的留学生。等到他陪杜威走上讲台时，穿的是一件长衫，态度谦恭和蔼，不像一般留学生，而像中国传统的学者，大出我们意料之外。”《胡适之发生纪念集》第4页。
也有为一睹胡适风采去听杜威讲学的。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说，1919年秋，有一天，她的一个女友约她到北师大去听杜威讲演。杨说：“我不懂哲学，又不懂英文，何必花时间去听。”那友人说：“你不用愁这个那个的，有一位北大教授胡适之先生做翻译，不但说的有精神，而说到一般人都可以懂哲学，并且他本人非常漂亮有丰采，你非去听一次不可。”她俩果然一起去听了。杨听了以后有所感地说：“从杜威先生龙钟状态，更显出胡适之的精神焕发了。”次年，杨与赵元任相识。一天，赵带杨到胡适家去吃晚饭，事先并没有说到哪家，杨也没有问，当他们到了地安门钟鼓楼胡宅时，胡适迎上前来哈哈大笑道：“元任你已有了女朋友了。”杨性格也开朗，还了一个哈哈道：“就是她啊！”胡问杨，你怎么认识我。杨将听讲演的事告诉了他，并且开玩笑地说：“去听讲演是因为去瞻仰你的漂亮丰采而去的，我并不懂什么哲学。”《胡适之先生纪念集》第20页。
试想那讲台上一师一徒、一老一少杜威：（1859-1952），1919年刚好年满60，他在中国过的生日。而胡适这年仅29岁，尚未到“而立之年”。、一中一洋、一个西装革履一个传统长衫，一讲学一翻译，那该是何等风光和舞台效果，即使是百年的相声界也难找如此最佳搭档。真乃中国学术史上不可复制的风景。
就凭着这般搭档，杜威在华讲学，没有理由不火。
杜威夫妇原来打算过了夏天就回美国，后来他们变更了计划，决定在中国留一整年。哥伦比亚大学准予杜威教授一年的假。以后，假期又延长到两年。所以，他在中国的时间总共是两年又两个月，就是从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
中国当时22个省，杜威夫妇到过11个省。
杜威在北京的几种长期讲演，胡适等也挑选了几位很好的记录员，把全篇讲词记录下来，送给日报和杂志发表。当时经各报刊全文刊登的讲词总共有58篇，后来结集出版成著名《杜威五种长期演讲录》单行本，大量发行。在1921年杜威离开中国以前，已经出版到第十版。以后几十年，也不断再版，直到1949年以后被禁掉为止。
1921年7月11日，杜威夫妇离京回国，胡适带着儿子思祖去送行。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杜威先生的人格真可做我们的模范：他生平不说一句不由衷的话，不说一句没有思索过的话。只此一端，我生平未见第二人可比他。为纪念杜威的中国之行，胡适头天晚上写了一篇送行文《杜威先生与中国》，刊在这天的《晨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