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陈独秀他们的处境真的比鲁迅笔下的“狂人”所处更险恶；而狂人的思想、言行较之现实中的狂人陈独秀逊色得多。诚如摩罗所云：《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他内心充盈劝转吃人者的责任，和希望未来者不要继续吃人的善心”，“狂人的反叛就不带有一丝恶魔的气质和狰狞的面目，他只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反叛者。”摩罗：《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4期。鲁迅自己后来也说：“现在倘再发那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鲁迅：《答有恒先生》，《鲁迅论文学与艺术》第266页。陈独秀们在现实中的斗争比“狂人”所面临的更严峻更残酷。为拥护德赛两先生，“断头流血，却不推辞”，决非在表演烈士情结！
十、蔡元培在北大实行“虚君共和”制
《新青年》自1917年春节之后迁到北京很打了几次大仗。
对真理而言，是越辩越明；对读者而言，是越辩越热闹，越热闹越想看。北上之后的《新青年》也就是越办越火。
《新青年》从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到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一直刊有《投稿简章》，仅录关键一条：来稿无论或撰或译，皆所欢迎，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自二元至五元。
作为纯言论类杂志，这个稿酬标准在当时相当可观。高一涵曾说：“余时已到日本三年馀，为穷迫，常断炊。独秀约余投稿，月得十数元稿费以糊口。”高一涵：《李大钊同志略传》，1927年5月25日“中央副刊”（武汉）。
然而到1918年1月15日的第4卷第1号，《投稿简章》就悄然退出《新青年》。到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15日）则代之以《本志编辑部启事》：
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简章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
这是《新青年》编辑史第一次出现“编辑部”字样。此前是陈独秀一人主编主撰。据胡适说：“民国七年（1918）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归北大教授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六人轮流编辑。”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152页。可见采取“轮流编辑制”与不购外稿是同步实行的。轮流编辑的名单到一年后才在第六卷第一号《新青年》上公布，公布时多高一涵而少刘复（半农）。
这一启事宣告《新青年》从此“不另购稿”，而编辑部同人共同担认的所有撰译概不付酬。这表明《新青年》由主要作者组成的编辑队伍是个强有力的阵营，谋义不谋利的高尚情怀与共创新文化辉煌的崇高理想是他们“精神之团结”的纽带。
1918年3月16日胡适为《新青年》写一篇重要文章《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一著名观点。写完此文的次日，胡适写信给母亲，高兴地说：
昨天忙了一天，替《新青年》做了篇一万字的文章。这文是不卖钱的。不过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办的报，不能不做文。昨天一直做到半夜后三点半钟方才做好。这篇文字将来一定很有势力，所以我虽吃点辛苦，也是情愿的。胡适：《致母亲》，《胡适文集》第23卷第181-184页。
正是有这种谋义不谋利的情怀和理想，《新青年》同人俨然在北大形成了一个“新青年”派。1918年10月21日，周作人日记中记述：“玄同说，明年起分编《新青年》，凡陈（独秀）、胡（适）、陶（孟和）、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二沈（尹默、兼士）、刘（半农）、周（作人）、陈（百年）、傅（斯年）十二云。”《周作人日记》第779-780页，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版。预想1919年《新青年》编辑部的阵营更强大，连学生傅斯年也提前进入“新青年”派。
“新青年”派在全国领导着时代新潮流，在北大内是否能独领风骚呢？且看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有报道：
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变，尤以文科为甚。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顾同时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其他如黄侃、马叙伦等，则与刘氏结合，互为声援者也……盖学生中固亦分旧新两派，而各主其师说者。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当然有裨于文化；第不言忘其辩论之范围，纯任意气，各以恶声相报复耳。
刘师培能到北大任教，“苟延残喘”，全仗陈独秀鼎力相助。于是他赶紧致函《公言报》：“读18日贵报《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一则，多与事实不符。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馀，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祈即查照更正，是为至荷!”刘师培：《致公言报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4日。
但北大有新、旧两派是实事；两派各有杂志，两派杂志互相争辩也是实事。只是并未“纯任意气，各以恶声相报复”。尽管各有意气，却也都重学理。
社会是大学校，学校是小社会，北大乃“二千人之社会”。据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教员217人中有90位教授，平均年龄仅30馀岁（50岁以上的廖廖无几，主体是35岁以下的）。其中梁漱溟24岁，徐家璜25岁，朱家骅26岁，李大钊、刘文典、刘半农28岁，当代中国哪所大学有此阵营？当时北大本科学生平均年龄为24岁，师生中有相当人年龄相仿，令校园洋溢着勃勃生机。
面对着校园内多种学术流派，互相争辩，作为一校之长的蔡元培的态度是：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