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宣言虽“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而具体行进则是从最基本的语言工具入手，这是他成功的密诀之一。可是用白话代替文言，晚清有识之士已作过努力与挣扎，终以失败告终。文言文是中国人用三千年的权威语言工具，真可谓撼山易撼言难！首先是北大这个坎你难过去。北大文科原班人马不论是徽派的还是浙派的，不论其文是唐宋风格，还是魏晋风骨，乃至喝洋墨水长大的如怪杰辜鸿铭，一律用文言文写作，也就是说他也几乎一律反对白话文。
黄侃（季刚）是章太炎门下高足，在时下“国学热”中不断有人惦记着这位国学大师，当年他所服膺的只有八部古书：即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文选是也。有人仿“柏梁台”做联句分咏北京新旧人物，给这位黄公的一句就是“八部书外皆狗屁”，给蔡元培或陈独秀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可见新旧的对立。同在一校园，抬头不见低头见，虽未“几挥老拳”，“反唇相讥”的事却不在少数。就是这位黄公大骂白话诗文为“驴鸣狗吠”，谩骂他的旧同门为“曲学阿世”周作人：《药味集》第60页。按，钱玄同、鲁迅、周作人、沈兼士等与黄侃都曾是章太炎的弟子，故称旧同门；黄侃称蔡元培为“世”，往校长室去为“阿世”。有次当面责难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究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有次在课堂显摆文言文的优越时，举例竟是：“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之多，如用文言文则仅需‘妻丧速回’四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以举例的方式骂人，显然不地道，至少是口德欠佳。据周作人、罗家伦等人回忆，这位黄公天天诗酒谩骂，在课堂几乎不讲课，以骂人为专业，专骂钱玄同、胡适之流。开口便说玄同是什么东西，他那种讲义不是抄着我的呢？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显然不能用脾气之类话语来解释，只能说他或他们气急败坏，有失儒雅。
事隔多时，胡适才以其人之道，反证白话文比文言文高明。他在课堂上说，有某官方请他去做官，他决定不去，请学生们用文言为他代拟一份回电。学生遵命而行，他从中挑出一份最短的电文：“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但我的白话却只用了五个字：“不干了，谢谢。”张中行是当年的亲聆者，他说，学生听了胡适的电文都笑了。他说，学生爱听胡适的课，主要还不是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这口才都来自聪明。”张中行：《柴门清话》第104页，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7月版。
其实《新青年》最初几卷中也还是文言文，陈独秀、胡适是在用文言文来提倡白话文。直到1918年5月的第4卷第5号，《新青年》才改用白话文，令读者耳目一新。这一期中胡适的《论短篇小说》、陈独秀的《有鬼论质疑》、鲁迅的《狂人日记》等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白话作品。胡文是对“国语的文学”范式的设计；陈文是坚守科学，破除迷信的檄文；鲁文则是“活的文学”与“人的文学”的报春燕。
白话文运动终于影响到政府，政府以行政之力，发布训令，从小学国文课本试行白话文，使白话文遂次第风行起来。胡适称北京政府“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它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胡适：《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胡适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胡适进而说，白话文乃文言文之进化，白话文替代文言乃“自然趋势”，而文学革命乃在自然趋势上加“有意的主张”，所以收效最快；“那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初看去好像貌不惊人，此实是一种‘哥白尼的天文革命’：哥白尼用太阳中心说代替了地球中心说，此说一出就使天地易位，宇宙变色；历史进化的文学观用白话正统代替了古文正统，就使那‘宇宙古今之至美’从那七层宝座上倒撞下来，变成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两个名词玄同创的。）从‘正宗’变成了‘谬种’，从‘宇宙古今之至美’变成了‘妖魔’、‘妖孽’，这是我们的‘哥白尼革命’。”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9月版。
胡适只说文言文是死文学，白话文才是“活的文学”，就已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钱玄同却从攻击“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悍然升级要废除汉字，说是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岂了得？简直是触发了雷电！
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有道：
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个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思和他辩驳，这又是什么道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这些话貌似反省，实为反驳。汉文未必有废去之日，但“用石条压驼背”之举在中国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在《无声的中国》中，鲁迅曾论及这富有“中国特色”的选择的文化背景与实际效应：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学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个机会，居然减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第13~14页。
鲁迅在这里将那迫不得已的“用石条压驼背”的残酷医法，解读成了声东击西的战术了，似乎有点浪漫色彩。而钱玄同废汉字论应当是汉字拉丁化→拼音化运动的超常起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