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三圣”，以时下话称堪为“铁三角”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都是卯年生人，属相为兔。蔡元培丁卯年，陈独秀己卯年，胡适辛卯年。蔡元培大陈独秀一属（12岁），陈独秀大胡适一属。北大文科有一窝名兔，除这三位之外，还有朱希祖（己卯），刘半农、刘文典（辛卯）。文科教员预备室，被称为“卯字号”，周作人晚年写《知堂回想录》辟三个专章来记“卯字号名人”。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这三只名兔有诸多的可比性情节。简而言之，他们三人都生于晚清没落家庭，三家都经过商；三人都是早年丧父，都是在母爱下成长起来的；蔡元培11岁丧父；陈独秀不满两周岁丧父，自称是“没有父亲的孩子”；胡适4岁丧父。蔡元培说自己“所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甚不苟取，不妄言，则得诸母教焉”；陈独秀说：“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胡适说：“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三人都侍母至孝，蔡元培甚至有“割臂和药以进”为母治病的动人事迹；三人从小都受过严格的旧学训练（蔡、陈一翰林、一秀才，都是做怪八股的“文妖”），又都留过学（虽有东洋、西洋之别），对新学有深刻的了解；尽管他们的性格有着巨大差异，但三人性格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叛逆性，他们都曾在辛亥革命中有所作为；三人都对思想、文化、教育情有独钟。吴越本风流蕴集之地，蔡元培的出现乃人杰地灵所致；而江淮之间能出陈独秀、胡适类人物似乎有些出人意外，田园一龟氏《分省新中国人名志》谓：“安徽为北洋军阀之发祥地，自来以武人世骇俗者，而能有陈独秀、胡适，著闻当代之思想家，此吾人所不忽视者二君均为中国思想之权威，且为中国传统儒教之否定者。胡适乃以儒教的道德为基本，将中国之社会制度改变成欧美式之道德创始者；至于陈独秀，则可称为中国之列宁，为中国共产之重镇，其说较胡适之思想，更为具体化，尖锐化也。”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322页。甚至关于他们的传说也有相似之处。蔡元培出生的山阴县城笔飞弄，据说王羲之曾寓于城外的蕺山山麓，有一天挥毫写字，手中的笔飞落到此弄中，因而得名。陈独秀兄弟都中秀才，家乡人造出许多神话，“说城外迎江寺的宝塔是陈家祖坟前一管笔”。不过，就作文而言，陈独秀下笔比蔡、胡都快，他无所倚傍，一挥而就，率性自然，但求快意；胡适则需充分准备材料，车马炮俱全方可动手，致多理性论说；蔡元培长期受包围，穷于应酬，于著书立说往往心有余力不足，他人生态度很从容，作文却难有从容的境界。……凡此种种，落入高明写手笔下肯定会弄出本好看的故事书。限于体例，本书不宜在此多作盘旋，还是奔我们的主题吧。
1917年，无论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在新文化运动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
这一年，陈独秀从上海到北京，胡适从美国到北京，汇聚到北京大学，汇聚到蔡元培的麾下，他们风云际会，从此使北大，使《新青年》，使新文化运动，使全国的思想面貌、精神状态都在起着变化……
蔡元培慧眼识英才。回忆往事，他不无得意地说：
教学上整顿，自文科始，旧派教员中为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之风气，遂大流行。蔡元培：《自写年谱》，转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29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1月版。
实际上自陈独秀携《新青年》进入北大始，改革北大（实乃教育革命）、文学革命、思想自由就扭为一体了，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讫有种种说法，我则赞成朱正先生“和《新青年》月刊同始终”的说法，即从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创刊，到1922年7月1日月刊的最后一期（第9卷第6号），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过程，朱正：《纪念“五四·九十周年”》，《随笔》2009年第3期。突出《新青年》在文学革命、思想自由中的核心地位。本书的上篇仅截取其中间若干段落说事，不过有的情节要漫出1917年了。
七、“用石条压驼背”的残酷医法
新文化运动“遂大流行”，在当时是逆水行舟，每前进一步都会溅起浪花，甚至惊涛骇浪，蔚为壮观。
先说“标点”细事。今天的人们用惯了标点符号，以标点符号天生就与言文长在一块的，其实不然。中国规范的标点符号出世甚晚，至今未满百岁。此前的书籍竟没有规范的标点符号，只有极其简陋的圈圈点点，叫句读。标点符号是文章的眉与目，使之眉目分明，楚楚动人。试想若将你手边书刊上的标点符号全撤掉，就像人没有眉目，那将是何情景，要么不知所云，要么歧义迭出。你不妨拿一部小说如《红楼梦》试试，没有标点符号你还能读得情趣盎然吗？但五四时代试行起来谈何容易？
先是《新青年》讨论并于1918年1月开始试用了“采用西制，稍加厘订”的新式标点，继而是1919年4月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向教育部提交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到1920年2月教育部发布“训令”批准了“议案”，正式颁行新式标点。先在中、小学课本上试用。从1920年8月起，上海亚东图书馆陆续出版的汪原放使用新式标点、分段编排的《水浒传》等白话小说，则是中国出版史上划时代的壮举。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说：“汪原放用新式的标点符号把《水浒传》重新点读一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这是用新式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我可预料汪君这部书将来一定要成为新式标点符号的实用教本，他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颁行的新式标点符号原案还要大得多。”鲁迅也说：“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论文学与艺术》第715页。当时有出版社对书稿中的标点符号不付稿费，却被鲁迅狠狠地涮了一把。他给一书稿通篇无标点符号，令编辑“难以断句”，如读天书。只得同意“标点也算字数”，鲁迅才补上那些蝌蚪们。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时，出于对老先生的尊重，寄了一册给章太炎。封面上书“太炎先生教之”等字。因为用新式标点符号，所以于“太炎”两字之旁加一黑线（人名符号）。章看时，即愤曰：“何物胡适之？敢在我名旁打此黑线！”看至下面，书有“胡适赠敬”，也同样有一黑线，遂云：“罢了，这也算抵消了！”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324页。身为“国学大师”的太炎先生竟闹出如此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