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2月26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蔡元培才正式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这天早上九点他就到陈独秀下榻的旅馆与之相晤相谈;同一天蔡元培应信教自由会之邀在中央公园演讲,陈独秀到会聆听,并以“记者”名义记录为《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演说》,然后刊之于第2卷第5号《新青年》上(1917年1月1日出版)。可以想象,这一天蔡陈两位老友是何等欢欣。陈万雄说:“这是一非常有象征意义的面晤,蔡之邀陈入北大,陈之首先发表蔡之文章在《新青年》,表示一校一刊革新力量的结合的开始。”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48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1月版。
同行的汪孟邹在日记里记下这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幕:“十二月二十六日,早九时,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唯一之人物也。”首次见面,蔡元培就“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初晤之后,“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侯”--这是汪孟邹回上海后对亚东图书馆同人叙说的京华佳话。汪原放他们听了,感叹道:这很像“三顾茅庐”哩。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5、3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有趣的是,蔡元培如此倚重陈独秀,陈仍不想北上,要回上海办他的《新青年》。他指望以《新青年》来影响全国的思想面貌。蔡元培立即劝他:“就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罢。”沈尹默:《我与北大》,《中华文史选辑》第6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4月版。即使如此,陈独秀仍只勉为其难地答应先试试:“蔡先生约我到北京大学,帮助他整顿学校。我对蔡先生约定,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回沪。”石原皋:《陈独秀生平点滴》,《安徽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1辑。按此乃陈北上前与邻居岳相如所言。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上任后第5天即呈教育部,要求聘请陈为文科学长,呈文称陈“品学兼优堪胜此任”。两天后的1月13日即获教育部批准,并于15日在校内公布。试问今日域中有此效率么?
这“消息传出后,全校震动。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啧有烦言”,说“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文科学长了。蔡先生对于这些攻击,态度鲜明,驳斥是有力的。他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熟悉陈先生的人也出来说话,说他在文字学考据方面有素养,有研究有著作。高一涵先生甚至说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太炎先生之下。这样众口一词才慢慢堵住了攻击者的嘴”。罗章龙:《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新华文摘》1983年8月。
陈独秀与蔡元培相互倚重的意义,梁漱溟看得很清楚,以至晚年犹说:“自1916年冬蔡元培先生接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后,北大由死水一潭变成开水一锅。蔡先生一上任就着手萃集四面八方的人才……陈独秀先生是佼佼者,当时他确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个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于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在校内外都有许多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陈独秀本领再大,在那时的北大,如果得不到蔡元培先生的大力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处于无用武之地。”汪东林:《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谈蔡元培先生》,《光明日报》1980年3月9日。
近年有些学人好做出奇制胜的文章,如世人皆说蔡元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乃其得意之笔,他们却说为“最大的败笔”;世人皆知蔡元培时代从教育部到北大都不奉“唯学历论”,从鲁迅到梁漱溟都没有大学学历仍不失为名师,他们偏抠住蔡给教育部呈文说是“伪造假学历、假履历,欺骗教育总长”……南呼北应,好不热闹。其中过节,我在《天下第一刊:新青年研究》中已作分解,不再说了。参阅拙著《天下第一刊:新青年研究》第55-56页。按蔡元培给教育部呈文所附履历为:“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这倒让我想起鲁迅《狂人日记》中大哥教“狂人”作文的诀窍:“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
四、陈独秀眼中的北京与北大学子眼中的陈独秀
陈独秀应该是1917年春节(1月22日旧历除夕)后,携《新青年》及妻室搬家到北京箭杆胡同9号,编辑部即设在他的住宅。
其实陈独秀对北京的印象并不佳。他曾以新从欧洲回来的朋友视角写了篇《北京十大特色》,大致可代表他的“北京观”:
有一位朋友新从欧洲回来,他说在北京见了各国所没有的十大特色:(1)不是戒严时代,满街巡警背着枪威吓市民。(2)一条很好新华街的马路,修到城根便止住了。(3)汽车在很狭的街上人丛里横冲直撞,巡警不加拦阻。(4)高级军官不骑马,却坐着汽车飞跑,好像是开往前敌。(5)十二三岁的孩子,六十几岁的老头儿,都上街拉车,警察不曾干涉。(6)刮起风来灰尘满天,却只用人力洒水,不用水车。(7)城里城外总算都是马路,独有往来的要道前门桥,还留着一段高低不平的石头路。(8)分明说是公园,却要买门票才能进去。(9)总统府门前不许通行,奉军司令部门前也不许通行。(10)安定门外粪堆之臭,天下第一!陈独秀:《北京十大特色》,《独秀文存》第533页。
或许说这就是陈独秀居住的北京城。陈独秀后来还写过四篇论上海社会的短文,构成他的“双城记”。相对而言,他认为上海社会环境龌龊,北京生态环境糟糕。不管北京多糟,陈独秀还是在北京呆下来了,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了,而且并非只是试干三个月就离任。
陈独秀在北大文科学长任上到底干得怎么样?后世评价不一。但“评价”多是些干燥的文字。陈独秀没有蔡元培、胡适那么幸运,有众多铁杆粉丝提供了众多传神的故事。陈独秀在北大上任除那点绯闻生前死后被炒得沸沸扬扬,能见其业绩与性情的文字不多。冯友兰说的一则轶事,我在《文人陈独秀》中用过。但版本不一样,今引的更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