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16年9月1日的电报。当时蔡元培正游学法国，并与李石曾、汪精卫等在操劳国内有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事，电报是10月2日由中国驻法使馆转给蔡元培的。蔡元培10月底抵上海。12月26日接到大总统的任命状。如此隆重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既见出北洋政府对方兴未艾的中国高教、对新兴的北大的重视，更由于蔡元培身份特殊。他不仅是以前清翰林而加入光复会、同盟会的双料革命党人，而且曾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更何况他数度留洋，学贯中西。现任教育部长范源濂就是蔡元培当年诚恳聘请的教育部次长。
众所周知，作为北京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始建于1898年，乃戊戌变法的产物。这所紧挨着皇宫的“帝国大学”却没有因新政的流产而夭折，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旧址
从而成为变法遗留下来的唯一值得珍视的成果。
京师大学堂以“广育人才，讲求时务”为办学方针，原拟设道学、政学、农学、工学、商学等十科，学制为预科三年,正科三年。据《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预科毕业后授举人，正科毕业后授进士，而时任管学大臣的孙家鼐（1827-1909）是吏部尚书，担任西学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博士则被赏予二品顶戴，继任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也是吏部尚书。由此可见，大学堂地位之尊贵。也因此，出现了这样的趣事：举人出身的陈汉章，54岁时被大学堂聘为教师，却因大学堂毕业可授予翰林“学位”而放弃教席选择当学生。
由于“维新变法”的失败，在旧派努力的干预下，京师大学堂仅诗、书、易、礼及春、秋共六堂开办，性质与旧式书院差不多。1900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1902年复校。1910年扩展为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呈现中西混杂、新旧并存的局面。辛亥革命以前，帝制结束，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5月改名为北京大学。
进入民国时代，运动场上，教官倒是不必再像前清时代那样小心翼翼地喊口令：“大人向左转！”“老爷开步走！”但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意识依然在教员和学生中涌荡着。教员中有不少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受到学生的追捧，以备日后缘机借重。而学生中也不乏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甚至出入花街柳巷，到“八大胡同”去寻芳猎艳，与参议院、众议院齐名，所以被并称为“两院一堂”--意谓他们都是“八大胡同”的常客。
从民国开始，北大校长像流水般轮换着。晚清以降颇具声名的大学者、思想家严复是第一任，但被极为棘手的日常事物弄得焦头烂额，不到八个月就急流勇退；随后继任的马相伯、何燏时也先后辞职，改由工科学长胡仁源代理。胡为蔡元培在南洋公学任教时的学生，在代理北大校长期间，难孚众望。对于北大这种乌烟瘴气的腐败氛围，蔡元培当然不会不知。因为北大的腐败风气早已是臭名远扬，所以回国以后途经上海时，朋友里面对他是否应该北上，意见并不统一：
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朝野都期待蔡元培能“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代”，而蔡元培自己一直视教育为安身立命之途，一旦作此选择，乃有如佛陀所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难怪报界会有如此报道：“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中华新报》1917年1月1日）
这一年，蔡元培51岁，刚过“知天命”之年。
像蔡元培这样地位崇高的人向身份卑微的校工行礼，在当时的北大乃至中国都是罕见的现象。这不是一件小事，北大的新生由此细节开始。蔡元培希望通过这一行为开风气之先，使得这所国立大学焕发生机。此后，他每天进学校时，都要向站在大门旁边的校工们鞠躬致敬。久而久之，这成了北大校园内一道颇为养眼的风景线。他的这一行为，是对北大官气的一个反拨，是一面如何做人的旗帜。
蔡元培视北大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北大是他的一个辉煌的文化理想。从此，北大与蔡元培血肉相连。
1月9日，北大的开学典礼。蔡元培在就职演说中，特意强调三事：“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三事之中，第一条最为重要，那是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经典表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把北大定位为不同于一般专门学校，对北大学生提出不同于从前的要求：
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肆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这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通才教育理念，是对中国传统与当下将求学作为升官发财阶梯的急功近利的教育风气的有力反拨。其实蔡元培并不是一个雄辩家。他那从眼镜上面望出来的两只眼睛，机警而沉着；他的语调虽然平板，声音不高，而且是绍兴口音的官话，但是从容、清晰、流利而恳挚。对于蔡元培这高扬大学“宗旨”的演讲，不仅当年有幸亲聆者，即使今天借助文字的品味者也心动神摇，仿佛和1916年入学的段锡朋一样感受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幕：
嗣后先生到校了。马神庙古色古香的礼堂，本来就不宽广，我挤在群众里，蹬足直望着讲台，大家凝神注视，连呼吸都尽力镇压。先生庄严慈祥的仪容，现在大众面前，我们好像小和尚在佛堂里朝见如来佛一样，个个敬爱的神情，立时充分表现。先生说话声音，素来不是宏亮的，但是恳挚亲切，绵密入微的话语，吸引住千数青年的神经，乐而不倦。我记得那次先生训话的大意，着重大学应以研究学术而谋国家学术的独立为己任。在那时充满做官发财思想的北京社会，青年的志趣为之一正，大学应以研究学术而谋国家学术独立为己任，在我国现代史上恐怕自那时才算开始。(《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