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五四三人行如何行
那么，在五四运动中北大的师长们充当了什么角色呢？
以五月四日为例。蔡元培、陈独秀都没有上街参加游行。胡适在上海迎接他的老师杜威到中国来讲学。陶孟和赴欧美考察教育去了。
鲁迅为搬家事，到处看房子。刘半农上午坐守北大，下午学生游行时他在鲁迅家做客。
另一位《新青年》同人沈尹默，正在什刹海会贤堂面湖的楼上吃茶，回家途中见满街是水，听路人说是消防队在赵家楼曹府救火所致，才知道北大学生们烧了赵家楼。
高一涵说，李大钊参加了学生游行，当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铁门紧闭，门内架着机关枪，李大钊“愤怒异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锋上去。”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五四运动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但有人质疑，铁门既然紧闭，怎么就看见里面架着机关枪？显然高文不像历史纪实倒像是文艺创作。有五四亲历者说，李大钊“受了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像后来的‘三一八’运动，亲身参加在请愿队伍里。”金毓黻：《李大钊与五四运动》，《观察》第6卷第13期（1950年）。受啥客观条件的限制？则语焉不详。
“当时的教师，没有参加游行，但表示同情，始终陪着学生走的也有，如钱玄同先生，即其中之一。”周谷城：《五四运动与青年学生》，《解放日报》1959年5月4日。据说还有北大第一位体育教员白雄远也在其中。但在北大217名教员中，真正上街的则屈指可数。
对于这种局面，胡适1923年曾经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因为）中年的智识阶级不肯出头，所以少年的学生来替他们出头了；中年的智识阶级不敢开口，所以少年的学生替他们开口了。现在大家往往责备各省的学生干政，酿成学潮；殊不知少年学生所以干政，正因为中年的智识阶级缩头袖手不肯干政……故五四与六三之大牺牲，正是全国中年智识阶级的羞耻。”胡适：《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努力周报》第38期（1923年1月21日）。知耻者近乎勇。胡适当然也是在批评自己。
既然如此，那么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与五四运动有何关系，他们何以被誉为五四三圣？五四三人行如何行？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必然之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1940年3月24日重庆《中央日报》。
这是陈独秀1940年3月所撰《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的一段话。陈独秀认为这里说的是一个“重大问题”。他说：“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细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说实话，陈独秀的此番傥论，是我写这本书的灵感之源。我的这本书首先要追溯的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在何种意义与程度上要为五四“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他们的思想言论如何影响了“五四运动”的产生与发展，以至被誉为“五四三圣”。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说：“（五四）那时陈独秀的名声很大，号称新文化运动的‘三圣’之一”，“陈独秀是个了不起的人，‘三圣’之一嘛”（《陈独秀印象》第92 - 93页）；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说：“五四运动时期，我几乎把他（陈独秀）看作‘神圣’，看作‘哲人’，当时全国青年也是如此”，“当时全国青年几乎把陈、胡、钱、刘当做‘圣哲’来崇拜。”“当时人们称为陈、胡、钱、刘四支大笔。”（《陈独秀印象》第107、111、149页）时人则称蔡为新文化运动“大护法”。我推理，时人心中的‘三圣’为蔡、陈、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