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后见之明的今人有必要对《晨报》九十年前的报道补充若干场景，让五四印象更完整点。
二、第一个场景：五月三日北大不眠之夜
这里正在召开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大会。“这里”指北大第三院——法学院，在北河沿路西。当时北大有三个学院，第一院为文学院，在故宫边沙滩上的红楼，红楼至今仍是北大历史与传统的象征性建筑，红楼后有块空地，被称为“民主广场”。第二院为理学院，位于景山之东马神庙路北，是京师大学堂故址，曾是乾隆皇帝的四公主府。（顺便说，今天的北大是五十年代依行政命令，迁至海淀原燕京大学校址的。老北大“名存地亡”。）法学院有座大礼堂，是开大会的好场所。这天中午，《京报》主笔邵飘萍——中国现代著名的传媒人，北大新闻研究会兼职教师——向学生们报告：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已经失败。他的话犹如向水中投一块巨石，在北大立即激起一波三折的反响：情绪激动的北大学生下午一时即在校园贴出告示，当夜召开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会议；许德珩、黄日葵等立即走出校门，到别的学校去发布信息。当夜有十三所学校一千多名学生涌入北大法学院大礼堂参加会议。十三所学校：计有北大、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汇文大学、民国大学、朝阳大学、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铁路管理学校、高等警官学校、税务学校。按，多家统计略有差异，此据陈平原《五月四日那一天》中的统计表。“代表会议”是后人命名的，当时没人选代表，学生自发而来，济济一堂。
会场先由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情况，然后由张国焘发表演说，据说他二号下午就曾提议，由“国民杂志社”发起，约北京各校同学举行一次示威游行。现在则由他首先说明这个主张。张的萍乡土音很重，但他的话还是博得了热烈的掌声。接着是著名的“大炮”许德珩演说，他的讲话很有鼓动力。说到激动处，谢绍敏当场咬破手指，在衣襟上写下“还我青岛”四个血字。会场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与呐喊声。受这气氛的感染，年不满十八岁的刘仁静拿出一把菜刀，竟要在会场上自杀，以死明志。高师学生张润芝为卖国贼准备了一副挽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北京学界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
恰好对应了学界宣言与游行口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在蔡元培时代，北大有众多的学生团体，其中直接影响五四事件（或运动）的是《新潮》与《国民》。这是两个志趣不一的杂志社。《新潮》是白话文杂志，旨在启蒙；《国民》是文言文杂志，志在救亡。五四前他们南辕北辙，“新潮社”成员合影，前排右起为汪敬熙、康白情，后排右起为周炳琳、段锡朋、罗家伦
是五四让他们走到一起。五月三日夜的会议由《国民》唱主角，会议主席为法学院大四学生廖书（张国焘《我的回忆》说是易克嶷），记录黄日葵、孟寿椿，演说的除丁肇春，谢绍敏、张国焘、易克嶷、许德珩、夏秀峰，其他全是《国民》杂志社成员。原因是《新潮》骨干这天都去了清华大学，傅斯年、罗家伦等到晚上九点多才返校；这时会议已近尾声。而当晚成立的干事会（分总务演讲、国货维持等股），几乎由《新潮》与《国民》平分秋色。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方豪、康白情等人，都在二十名干事之列。罗家伦日后自豪地说：“这两个杂志，所以也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基础。”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台湾《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
五月三日夜会议决议有四项：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在和约上不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五月四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许德珩：《回忆国民杂志社》，《五四时期的社团》（二），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
具体时间是五月四日下午一点。
北大学生此前预定，五月七日国耻日（即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强迫中国政府（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上街。而今改期，迟到的罗家伦虽有埋怨，但是还在会议决议上签了字，表示坚决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