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地下感兴趣是因为有地下资源。当时拥有地上权力的军阀政府开始了调查，可他们自己没有调查能力，故委托给外国顾问。当时瑞典的G·安特生担任北洋军阀政府的“矿政顾问”，他于1927年在周口店遗址与北京猿人不期而遇。不言而喻，发现北京猿人只是调查的副产品，军阀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寻找铁矿和煤矿。但他们从没想过用自己的力量开发地下资源，而是将这种权益迅速地卖给外国人，用来购买枪支大炮。
所雇用的外国地质学家，偶然也对古生物学感兴趣。安特生已在这个地方发现了第三纪哺乳动物化石，因此他对派往渑池的中国人助手说：“说不定那里会有石器时代的文物，请务必留意。”
安特生对中国没有石器时代的说法似乎持怀疑态度，派往渑池的助手刘长山携带从仰韶村出土的数百件石斧、石刀回到北京。现在回想起来，从地下出土石器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在80年前中国是否存在石器时代尚为问题的焦点，而且持“否定论”的一方占优势。因而安特生对刘长山“发现”的石器当然感到欣喜若狂，他立即去了现场。之后在仰韶村彩色土器片随石器一起出土，成为轰动的发现。
1920年4月，以彩陶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后来仰韶村由夏鼎先生再次进行了调查。1983年我拜访了来日本访问的夏先生，他说仰韶村文化也包括稍后发现的“龙山文化”，作为学术名称仰韶文化的代表地，当然是西安近郊的半坡遗址。
中国不存在石器时代这种怪论之所以存在，是依据直到20世纪初期中国尚未出土石器的事实。这并非以前中国不关心石器，而是出土了也没成为话题的缘故。恐怕在中国人当中有一种“我们这样的文明国家，不存在石器那种野蛮时代”的中华思想。另外一些外国学者认为“在亚洲本来应该没有优秀文明，如有也是从巴比伦尼亚时期由西方移居者带去的文明”。这是另一类的中华思想。在这些论调上才滋生出中国“无石器”的神话。
一旦发现了仰韶石器，之后就像堤坝决口一样，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石器。在日本也发现了岩宿遗址，以此确认了旧石器时代的存在。那是在1949年，在以后半个世纪中发现了数千个旧石器时代的遗址。
在中国，一般人认为，从地下出土的东西被认定为“宝”是从彩陶开始的。从新发现的遗址中不断地出土玉器，玉是中国人极为喜爱的东西，甚至有人断言良渚文化就是玉的文化。
富贵的人死后用玉衣缠身埋葬，也有让死者口含玉的风俗，无论如何总有一种玉应在地下的感觉。不管在地上还是在地下，对我们平民百姓来说，没见过任何财宝，充其量只在寺庙等地遇到过像财宝似的东西。
夏、殷、周三代以后，在王朝时代的中国，原则上将财宝深藏宫殿中。帝王们不仅身着金缕玉衣，还将精选的宝物带到死后的世界去。在谁也看不见的陵墓墙壁上，让当代屈指可数的画匠画上壁画。人们将生前喜爱的用品，都悉数带进自己的陵墓中。
龙凤之国对老百姓来说，帝王或者同阶层人物的陵墓都是财宝的储藏库，是受严密警备的地方。尽管如此，历代盗墓者仍然挑战陵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