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作为一名热血军人，张发奎抗日是异常坚定的。
“九一八”事变后，张发奎在南京面见蒋介石，开门见山地坦言“今后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战之一途”。蒋介石对他的抗日决心非常赞许，并当面答应了他“日后抗战充先锋”的请求。
“七七”事变后，张发奎义愤填膺地表示：“如果这次再不能对日作战，那么我就入山为僧，今后永不问世事！”
淞沪会战开始后，张发奎任右翼军总司令，1937年9月16日，他指挥部队与登陆的日军展开血战。在淞沪抗战最困难的时候，他仍表示：誓流最后一滴血，尽最后一分力，死守下去！
可如今，大战刚刚开始，正是用人之际，自己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剥夺了兵权，坐了冷板凳。戎马半生的张发奎性情倔犟，他在愤恨交加之余，主动上书，向最高统帅部就九江失守一事请求军事法庭审判。他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依然对此事耿耿于怀：
变相撤职对我来说，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也是八年抗战中一件最悲痛而遗憾的事……九江附近之撤退，我当时乃根据当面敌情、我军状况所下定之决心，不幸为蒋先生误以为我有保存第四军实力之嫌。实则我不仅对九江之战役毫无私见，即全面抗战期间所有大大小小战役之过程中，莫不兢兢业业地为国家全民利益着想，从未将私人利益的意念夹杂其间。固然，第四军与我有悠久的历史关系，远在北伐时，我首任该军军长，在指导作战时，任何配属我指挥之部队只寻求如何去部署完成任务，绝无衡量自己与其他部队之深浅关系，以保存自己实力之行为。假如有这种自私行为，第四军番号早被淘汰，哪有“铁军”之辉煌绰号见称于国人呢？九江战役后，未详细调查，即以“张总司令即行调回”的命令变相撤职。我对职位视同敝屣，毫不足惜，但我是高级指挥官，有辱我的尊严，至为难堪……退一步说，蒋先生当时越级处分，实欠考虑。如我有错，应由我的上级陈辞修（诚）将军处理，但蒋先生并未查明亦未接到我的上级呈报，就径自越级干涉，这是他常犯的毛病……
九江是张发奎的伤心之地。
1927年8月1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张发奎，在追随汪精卫叛变革命，随汪精卫的国民政府从武汉迁往九江“东征讨蒋”途中，他所属的贺龙、叶挺部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发动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几乎拉走了张发奎队伍的一半。
紧接着，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在团长卢德铭的带领下，在离开武汉前往九江集结途中，又中途改变行军方向，在湖北阳新黄颡口登陆，取道武宁、永修前往南昌参加南昌起义，在得知南昌起义大军已撤出南昌南下广东时，又越过九岭山，前往湘、鄂、赣三省边陲的江西修水，同年9月9日，在中共中央特派员毛泽东的领导下，与湘赣其他工农武装一道，发动了秋收起义。
同年12月11日，张发奎所属的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又与广州工农武装一道，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等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
1927年发生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三大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三者的主力都是张发奎的部队。
在波谲云诡的中国革命史上，张发奎是个有着浓厚戏剧色彩的人物。在北伐中，他的部队因共产党员多而屡建奇功，从而使他在国民革命军中出尽风头，他个人的地位也由此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从1926年7月至1927年6月，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张发奎由一名师长擢升为第四军军长，不久又登上了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宝座。
可是，自张发奎“七一五”追随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共产党员多又使他吃尽苦头。
在当时的国民革命军中，共产党员带兵寥寥无几。然而，在张发奎的部队中，却有五六个团长是共产党员。张发奎的部队共产党员多，并非张发奎思想进步，野心勃勃的张发奎是想利用共产党员的无私无畏、作战勇敢，作为自己飞黄腾达的资本……
离开九江前，张发奎站在金官桥阵地的山头上，遥望着远处已被日军占领的九江城和城外滚滚东逝的长江，只觉得心头掠过一阵揪心的隐痛……（参见王心钢著《张发奎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