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岳走进“美庐”时，两人谈兴正浓，当得知大敌当前，蒋介石还在为国内混乱的局势忧虑时，蒋百里说：
“委员长不必担忧，一个歪曲的社会，到了抗战时代，天然的会正直起来。日本的侵略，实际上反而刺激了中国人的爱国精神，反而促成了中国的全民团结，加速了中华民族争取自由、独立的民族解放的进程。日本是一个缺乏内省能力的性急的民族，他们不可能知道，要屈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日本人欺软怕硬，他们要以有限的能力来满足无限的欲望……”
说到这里，蒋百里话锋一转：
“对日作战，不论打到什么地步，穷尽输光不要紧，最终底牌就是不要向日本妥协，唯有长期抗战，才能把日本打垮。一言以蔽之，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本）讲和！”
当谈到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策略时，蒋百里说：
“中国军队的武器和兵员素质不如日本，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因此，我们要力图避免在无险可依的北方平原上与敌决战，想方设法迫使日军主力改变进攻路线，将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吸引到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消解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日本兵力虽强，但它有致命的弱势：日本人口少，兵员不足；国土小，资源奇缺；国力弱，不利于长期作战。而中国人口众多，兵员充足；领土广大，资源丰富。基于此，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只能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我们则应反其道而行之，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以空间换时间，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的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蒋百里对抗战前景的预断，如空谷足音，让薛岳茅塞顿开。
此时此刻，薛岳想起了委员长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仅一个月零几天的时间里，便于8月13日迫不及待地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淞沪会战”，原来是为了把日军的主力和战场的重心吸引到南方，薛岳不得不佩服统帅部的深谋远虑。
更让薛岳惊奇和佩服的是，抗日战场的八年血战，日军正是按照蒋百里的断言，老老实实地由东向西，前进到湖南，便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
在庐山宁静而躁动的“美庐”里，蒋百里声音不高，然而在薛岳听来，却声如金石，字字铿锵。在以后的日子里，对蒋百里的预断，薛岳更是感同身受。
1939年1月17日，武汉会战后不久，薛岳晋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同年10月1日，晋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当日军打到他的湖南地界，果真如同撞上了铜墙铁壁，端的再也没有越过湖南半步……
见到蒋百里之后，薛岳想起昨天的高级军事会议上众将们对日军进攻方向的担忧，说实在的，薛岳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徐州会战后，日军的主力目前尚还在郑州、开封一线，他们的最佳攻击路线应该是从就近的平汉线从北向南进攻武汉，那里一马平川，利于其现代化装备部队的进攻，而我军却把作战的重心放在大别山和长江南北两岸，这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他想起了高级军事会议上何应钦欲言又止的尴尬，想起了委员长虽云遮雾罩却十分肯定的语气，他事后问他的好友陈诚，陈诚也是吞吞吐吐不着要领。薛岳觉得这里面定有玄机，现在有幸见到自己敬佩的老师，正好问个明白。
听完薛岳的疑问，蒋百里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给他透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1938年6月3日，也就是高级军事会议开会的前两天，在日军猛攻开封，郑州告急的情况下，万般无奈的蒋介石终于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请求掘堤黄河，“以水反攻制敌”的报告上签了字，命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在已成地上河的黄河赵口掘堤放水，未成。后来，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又率部日夜不停地在花园口的大堤上挖掘引爆成功……
薛岳一听，不由得大惊失色。水火无情，水能淹日军，也会淹自己人啊！此次决堤，还不知会给老百姓造成多大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