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暴下，我“里通外国”

　　那天来到东四前炒面胡同表姐家已经晚上8点多了。
　　
　　四姑家四口人：四姑、四姑夫、表姐、表姐夫。四口人住三间房，虽是四合院的“倒座子”，却也算宽敞。
　　
　　正所谓“姑表亲，辈辈亲，砸断了骨头连着筋”，四姑见到我格外地亲，加上她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待我便如亲儿子差不多。而我却觉着很不好意思：大老远来的，竟然两手空空。当时，我手头只剩2分钱，那一毛给了公共汽车的售票员。
　　
　　表姐仍如我前几年见过的那样好看，大眼睛，白皮肤，一头的自然卷发。而表姐夫乍一看，却实在配不上她--表姐夫身材矮小，貌不惊人。更令我吃惊的是，一个在北京教语文的，讲起话来还有点地方口音，后来得知，他原籍是河北农村的。
　　
　　我开始有些纳闷儿：表姐怎么这样没眼光？再一想，我似乎找到了原因：表姐“家庭出身”不好，我那四姑夫伪满时当过军官，算是“历史反革命”。忽又想起北京站关于“狗崽子”的那条标语，表姐能嫁出去已属不易，还能住在北京，更是值得庆幸的事。于是我也就见怪不怪了，更何况经过一番长聊，表姐夫给我的印象相当不错。
　　
　　表姐夫虽有点“怯口”，却特别能说。他先夸我讲话没有东北口音，又说来北京这么多年，他的普通话一直说不标准。由此我看出：他很敏感，也很聪明。他心里非常清楚他的弱点，于是他来个先发制人，把你的第一印象自己先抖搂出来，感觉是自谦，其实透着自信。
　　
　　这一招儿给人印象很深，多年后我也使过。比如，一次主持晚会，我的搭档是位名模，她身高1米83，再穿上高跟鞋，整高出我一头，并肩一站，观众就乐了。
　　
　　我没乐，只是无声地侧脸仰视着她，心甘情愿地让反差效果多停留一会儿，观众笑得更欢。
　　
　　一直等笑声没了，我才开口：“有志不在年高，有才不在身高，我就喜欢和高个儿女孩子在一起，因为人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的女孩儿能愿意和他在一起，这小个子必是有什么特别的本事。”
　　
　　观众哄堂大笑，掌声如雷。我轻松而自信地主持下去。
　　
　　自信当然不能盲目。当年表姐夫的自信是有理由的。对我这么一个高中学生而言，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的表姐夫真是个大文学家，大学问家。文学是他的本科，自不必说。聊起历史乃至政治经济国际形势来，他也能引经据典，口若悬河。他似乎特钟情于鲁迅及其作品，讲起来更是如数家珍。我俩谈得兴起，话题自然涉及现实。
　　
　　我冷不丁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要是鲁迅活到今天，会怎样？”
　　
　　他张了张口，好半天没说出话来。
　　
　　最后他苦笑了一下，说：“时候不早，睡吧。”
　　
　　第二天，四姑给了我两块钱，我自己去了天安门广场。
　　
　　《我爱北京天安门》，这是当年流行的一首歌，也是我多年不散的情结。这个“结”从那个夏日开始总算是系上了。
　　
　　那天我把天安门广场和周遭地带足逛一通，又信步走进中山公园。在“五色土”旁边，我碰见一个穿衬衫还打着领带的年轻人，是黄种人。中国人现在还有这打扮？只在爸爸早年的照片上见过类似的装束--还有遭到批斗的庄先生，就是因为一身洋装惹的祸。
　　
　　那阵也不懂盯着人看是欠缺礼貌的，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发现他也正在看我，还向我走来，招呼道：“你好。”
　　
　　他的发音听来很别扭，洋腔怪调的。外国人！朝鲜战友？越南的“同志加兄弟”？哎呀，该不会是“蒙修”（“蒙古修正主义”简称）吧？……我无暇细想，也回答：“你好。”
　　
　　他又开口了，这回讲的是英文，我听懂了：他是个日本人，首次来中国，来北京。希望“多加关照”……
　　
　　我也用英语作了自我介绍。
　　
　　我为我能听懂他的话而兴奋不已，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与外国人用英语对话。
　　
　　他似乎也为能在这儿遇到一个能交流的对象而振奋，忙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硬纸片，双手递给我。
　　
　　到现在我仍记得，那上边印的是“东京某某株式会社，北原武彦”。“武”字被钢笔划掉，上边填了个“一”，其他的字很像我们20世纪50年代中期学过的老汉语拼音，可又不是。许多年后才明白，那叫“假名”。更是许多年后才知道，那张硬纸片叫“名片”。
　　
　　他指着名片上的字向我解释：他爸爸叫“北原武彦”，而他叫“一彦”。显然这是他爸爸的名片。
　　
　　我当然不懂得交换名片的礼仪，即使懂得也没有--直到今天也没有。更可笑的是，我甚至不懂得名片是赠给我的，心想这么金贵的“卡片”，他怎么会随随便便送人呢？
　　
　　幸亏多了个心眼，没有在“国际交往”中丢丑。听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人不懂名片的功用，别人递过来，他看了，又恭恭敬敬还回去，把对方搞得很尴尬。
　　
　　记得接过名片时我还冒出一句日本话：“阿里嘎叨（谢谢）。”这还是我妈教给我的--经过伪满那段的东北人大都会几句“小鬼子”话。
　　
　　北原听了更是欣喜异常。接着我们边走边聊，大多用英语，间或蹦出几个中文或日文词儿来。
　　
　　直到临别，他热情地请我写下我的住址以便今后联系，我犹豫了，隐约觉得：不能留。但看着北原那期待的目光，又不好意思不留。
　　
　　最终我在他递过来的另一张名片上瞎写了一个住址和姓名。
　　
　　回到四姑家，只有四姑夫在，我大大咧咧地把刚才的经历讲给他听，还把那张名片拿给他看。
　　
　　多少年后我都会清楚记得那场面--我真了不起啊，我一个不经意的“壮举”能把一个人吓成这个样子！不记得哪本古典名著写的：脸像“成了精的冬瓜”，一会儿青一会儿绿一会儿白。毫不夸张地说：我四姑父当时就这模样！
　　
　　他拿着名片的手直哆嗦，如风雨中的树叶，他猛地爆发了出来，表情还带着几分凶狠：“小刚啊，你！你，你胆子也太，太大了！你这叫，叫里通外国呀！”
　　
　　我忽然想起他的“历史问题”，后悔不该跟他炫耀这段儿。
　　
　　我转过来安慰他：“没事儿，谁也没见着。”
　　
　　“你这个傻小子！那可不一定啊--”四姑夫说完又将名片塞回我手里，轻手轻脚走出房门--估计他是去了院门口，看看有没有人盯我的梢儿。
　　
　　没一会儿姑父又转回来，擦着一脑袋的虚汗说：“把名片给我！”
　　
　　“干什么？”我不懂事地抗拒。
　　
　　他瞪着眼拖长了声调：“不能留着！”
　　
　　见他如此认真的样子，我老大不情愿地把名片刖断成两半儿，赌气地丢在地上。
　　
　　四姑夫又把名片捡起来，划了根火柴烧了。
　　
　　他不知叮嘱了我多少遍：这事儿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啊，可千万千万……
　　
　　姑夫变了一个人，整天蔫了吧唧的。看到姑父受到如此大的刺激，我才涌起一股悔意，并跟着惶惶不安起来。
　　
　　同时庆幸多亏没给北原留下我的真实地址和姓名。
　　
　　第二天，四姑夫到了中午也没起床。四姑轻声告诉我他病了，我当然知道这“病根儿”。
　　
　　我有点愧疚，决心不在四姑家住了。
　　
　　晚饭后，我提出要回商学院。四姑、表姐、表姐夫真心挽留，连四姑夫都在里屋紧着喊：“小刚别走啊……”但我还是走了。
　　
　　快出胡同口儿了，表姐夫追上来，塞给我10块钱，说：“有空就来，我挺愿意和你聊的。关于鲁迅的那个问题，下次你来，咱们再探讨。”
　　
　　我由衷地点点头，心想：姑夫面无人色的那一幕，真的能加深我对这个“鲁迅假设”的理解。
　　
　　以后，我又去了四姑家几次，每次又必同表姐夫一通神聊，但谁都没再谈起这个话题。
　　
　　再以后，听说表姐夫进了鲁迅研究所，也不知这个问题他研究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