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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晚清历史看作一部小说，它就像《红楼梦》。对谭嗣同来说，更像后来鲁迅笔下的《药》：不单满纸挂着救国良方，它潜行时有着动感的逻辑：有根明线，有条暗线。经济这条暗线，一直左右政治那根明线。
自鸦片战争至百日维新，湖南人的经济行为暗线，从兴起达到鼎盛，他们的主张，10个字概括：“通工商之业，立富强之基”。
我们知道，早三百年，王船山已喊出“大贾富民，国之司命”的口号。有研究者即认为，鸦片战争前后，经济经世代表人物以陶澍、魏源、贺长龄为代表，到百日维新前后，郭嵩焘、黄遵宪以及谭嗣同、唐才常，把经济经世推向一个新高度。
从王船山肇始，经魏源到谭嗣同，新兴经济思想一脉相承，对湖南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近代工矿业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
回到本文开头提及的《仁学》，今天许多人说它是“庞杂之学”，是集宗教、哲学、科学、政治、经济为一体的大杂烩。但进堂入室一看，不难发现，这样一张“满汉全席”式大餐桌，中间最诱人的一道菜，就叫“兴经济”。
谭嗣同用了很大的篇幅分析和论述振兴中国经济的问题，且他的观念也超前地新。比如他给“奢”、“俭”重新定义，提倡积极消费促进生产的“奢”，批判压抑消费、阻滞生产的“俭”，认为“俭”只会浪费天下财物，陷老百姓于贫穷之中。这吸取了王船山、魏源的精华，在今天听来让人耳熟，跟国家想方设法刺激旅游行业，鼓励老百姓大胆消费，“今天花明天的钱”一类主张几乎一样。
在经济理论上他主张创新，鼓吹自由竞争，大胆提出“以商为国”（以工商为国本）的国策梦，他认为这样才可以兴国。（天下之大患，不在战，西人虽以商战为国，然所以为战者，即所以为商。）这比“大贾富民，国之司命”进了一步。因为发动战争，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通过战争消灭他国是有形的、残暴的，遭人唾骂和憎恨，而“商之道足以灭人之国于无形，其计至巧而至毒，人心风俗皆败于此。”
为了发展商务，他主张实行“出口免税，入口重税”。的保护关税政策，并呼吁“废除协定关税，夺回税务司包办海关之权”。同时提出了一系列“惠商贾”的措施，如主张提高物价，废除关卡，行印花税，开设银行，统一发行钞票等。并强调“商务”，特别是对外贸易是一切经济改革的中心。他说：为今之策，上策就是通商，积极开展与诸国的自由贸易。对于国内开展自由竞争的对策，首先，他明确了“散利于民”，既然西人以工商立国，那么中国就“不能不奋兴商务，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谭嗣同批评了清政府对工商业的束缚，他呼吁成立商部（今天国家有商务部），商部的任务，就是给民族资本家以政治上保护，伸民权，抑官权，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不断提高对外竞争能力。他还主张民间资本可以自由开办各种工矿企业，并且允许企业间自由竞争，国家不得干预。他数次请求湖南巡抚陈宝箴，“允商民招股开矿，设厂制造，并准其专利若干年。”
受郭嵩焘经济思想的影响，吸取曾左教训，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必须摒弃洋务派那种官办形式和官方垄断局面，倡导民间创办，“伸民权，抑官权”。要求政府必须保护和奖励民族工业的发展，他提出了几条过硬的措施：
一是对于兴办工商业，应不问官民，只要我有山有地有钱，即可由我随意开办，官即予以自主之权，绝不来相禁阻。
二是废除厘金制度。“厘金”是清王朝设立的一种苛税制度，征厘范围几乎囊括所有国产商品，到同治年间额定税率高达30%，税卡林立，重复征收，商人无不怨声载道。因此，他认为厘金就像呛人喉咙的石灰，（为呛商务喉咙之石灰气。），从根本上堵住了人的呼吸。此商脉之所以绝，商战之所以败北，中国之所以贫且弱也。
三是税收方面，保护民族工商业，“出口免税，入口重税”，“以杜漏卮之有渐”。（见郑佳明主编《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长沙经贸史记》）
从谋一国大业着眼，谭嗣同认为：人民贫穷的原因不在于物产的丰富，而恰恰在于物产的贫乏，所以发展机器生产是刻不容缓的。他极力提倡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主张用机器和新技术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主张发展机器大生产，开矿山、修铁路、造轮船、通邮电、平地权、强贸易、改税制。
谭嗣同认为，经济的发展必须与知识的发展和民权的发展相结合，因此，为发展经济计，必须兴学校、开议论、通民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振兴中国经济，使老百姓摆脱贫穷，过上富裕的日子。
这些是他系统的实业经世济国思想。
谭嗣同还认识到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交通运输必先行，有万里之程焉，轮船十日可达，铁道则三、四日。修筑铁路，谭嗣同尤为重视。邓晓影在《论近代湖湘文化的创新意识与谭嗣同对湖湘文化的创新》一文中就指出，他认为今日之世界，铁路之世界也。有铁路则存，无则亡；多铁路则强，寡则弱。
读着这些深刻甚至能预见百年后的经济理论，看着一拨接一拨奋起的湖南人，我们会惊叹“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事实。
谭嗣同确实正处在湖南人才丛林的半山腰，前面大木参天，后面郁郁葱葱，他在承前接后。
但历史之船，遗憾没有开进宽广的洋面，反穿行于崇山峻岭，此时正被错综复杂的荆棘缠住。剪不断，理还乱，进也难，退更难。
慈禧一把斧头，不去砍断荆棘，反将楚材伐做棺材。
6
在33岁盛年，谭嗣同被剁断头颅，实现了流血变法理想。他的一言一行，都是有史以来中国第一流大男子伟丈夫才能有的举动。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一班人的戊戌变法、“以商为国”理想，壮志未酬，英雄泪襟，抱憾而终。
谭嗣同是幸运的。他的时代，可以比曾左更进一步，个人经世济国的理想，不再拘泥于做个官僚，个人的事业，也不再是对帝国大船小打小闹，小修小补，而可以举政治的招牌，对中国经济来一次彻底的洗牌，喊出“以商为国”（以工商为国本）的口号。
但谭嗣同又是不幸的。造成不幸的根源，在于世界一体化已开启先声。任何一国之事，从此不再是一国内事。
地球村开始挂牌经营，此时美国加利福尼亚一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也可能引起太平洋上一场波澜壮阔的海啸，何况中国要大搞经济建设这样的问题，早就牵动村内众国居民的神经。邻居都紧张你，事情就失败了一半。因为从那天起，思考一国的问题，都不能再自顾自，必须放到地球村的布景里进行。
中国古人说：胸无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地球村时代，全局变成全球，大清帝国偏乱一隅，不得苟安。
无论是放在地球村的布景，还是处于晚清王朝的历史段，对湖南来说，谭嗣同都起到了一个中转站作用。在实业视角下作历史的人文梳理，我们轻易发现这样一个事实：
王船山早年的商业思想，属于“有主张，没行动”，他一介书生，只负责躲在深山里对建国实业坐而论道。
曾国藩、左宗棠是“有行动，没主张”，他们经济实业行动虽有过人之举，但都是片段而不成体系，没有理论归纳，脑子里无时不刻总在惦记的，还是谋成个好官僚，但他们都显赫在军功，做官僚的实业，都还不如陶澍、魏源。
到了谭嗣同，情况就改观了：在建国实业的大路上，谭嗣同“既有主张（以商为国），也有行动（戊戌变法）”，行动很听话，一心只为主张“打工”。他既不书生空议，也不贪官图财，满身理想主义，知道怎么做，而且照着做了，从头到末，聚精会神变商法，一心一意强中国。
吊诡的是，刚好谭嗣同败得最惨，个人命运也最为悲惨！
这就是处身历史拐点的代价。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到这时出现一道弯，无论加速，或者减速，都会有颠荡，会有人碰得头破血流。
头破血流吓不到湖南人，掉头不过碗大的疤。砍头不要紧，只要事业真，杀了谭嗣同，身后群雄兴。湖南人不是被吓大的，眼下，湖南人胆子越吓越大了。
同乡宋渐元为谭嗣同大英雄气魄震撼，巍然题写墓志铭：“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这是评价，也是预言。
从谭嗣同将实业与国家相提并论，不再做国家破船的修补工，上奔下走，为造一艘新船忙碌，后来湖南人的方向继续掉头。用今天话说，就叫转型。
谭嗣同碧血已落黄泉，地底波涛奔涌激越。在浏阳邻县长沙，一个小他9岁的猛人，被他的血气激活，又站了出来，我们知道，他叫黄兴。
黄兴简直像谭嗣同复生后的形象，他们从性格、气质到行事方法，就像前事后师。谭嗣同生前所以被剁头颅，那是他无力回天后惟一也最好选择，用鲜血作为教训，等于告诉后来者：似我者死，学我变法者，必死。他取这种极端而激进的方式，警告后人不要走他老路。
问题是，谭嗣同既变法失败，“以商为国”也遭遇破产，中国大地蒸腾犹如滚锅沸水，清廷之船颠荡飘摇，如临万顷之茫然。捧着谭大哥的遗像，前面烟雾弥漫，四周孤不见边，其时的小老乡黄兴，到底又该怎么做呢？
继续掉头转弯？崎岖山路十八弯，可以弯到哪里去？
漫天皆雪，血里寻路情更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