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大家行色匆匆，你一开门人家赶紧就抢先进去，连句谢谢也不会说。有的人还奇怪地看看你，好像你的行为有什么问题。这也使我对北大人感到有些失望：小小的校园，存在着两种文化。留学生楼就在校园的中心地带，和中国学生宿舍仅一两个楼之隔。可是，大家到留学生楼时就成了礼让的君子，回到中国同学的领地则马上又当仁不让起来。也许大多数同学平日不去留学生楼，眼不见心不烦。而我住在里面，每天要面对这两种不同文明的对比，并且无力改造我们中国人的世界。这当然有些令人沮丧了。
我和留学生交流最多的，就是住在隔壁的澳大利亚留学生。他的中文名字叫雷金庆，也是华裔，三十多岁，当时在研究中国思想史，在北大算是汤一介先生的交流研究生。他不去上课，就是要把书给写完，每天在宿舍打字。我只要留在宿舍，几乎就能听到隔壁的打字机的声音（那时还是前电脑时代，打字机也是在他那里第一次见）。
可以说，在北大四年，雷是对我的影响最大的人之一。我现在在中国提倡“反智主义”，应该说最早是从他那里得到的思想启蒙。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知识分子摆脱了“臭老九”的地位，全社会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信奉“知识就是力量”，“提高知识分子地位”成了当务之急。我则更是受五四启蒙主义的影响，认为知识分子在知识上、思想上、道德上都是先知先觉，负有唤醒和教育整个民族的使命。怀有这样的救世使命的知识分子，几乎是唯一的能够超越个人利益、为全社会的福祉而奋斗的阶层。鲁迅就是这样一个道德榜样。上述这些信念，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容置疑的真理。见了雷，我也大谈自己未来改造中国社会的理想：先是参与塑造北大的精神；大约十几年，我们这些北大人就会不断占据社会重要的岗位。那时，我们就具有启发和改造国民的权力。中国会由此变个样子。
我自以为我把握着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雷则非常不以为然。他从来不注重理论，观点非常平白：“你怎么觉得知识分子就那么靠得住呢？知识分子和一般人一样呀。他们一有机会，就会为自己谋利益。如果他们比其他阶层得到了最不受节制的信任，他们就会比其他阶层都腐败。看看中国古代通过科举上来的知识分子，难道他们不贪污、不腐败吗？他们恐怕比其他阶层更腐败吧。”我急忙争辩：“知识分子如果具有独立人格，就会摆脱现实的利益而追求知识和真理。
古代中国是个专制社会，知识分子不具有独立人格。而现代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有独立人格，就会不断为社会生产先进的思想，而不是追求个人利益。这就好像你以后到了大学当教授，难道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吗？”他听了我的话又摇头又叹气：“我毕业到大学去首先是找工作，不是什么追求真理。你说的那些西方的知识分子，那些在大学教书的人，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的职位首先对他们来说是一份工作。看看，大学的职位稳定，不会失业，每年只需要工作九个月，假期比谁都长。西方大学的教授，大部分还不是图这些？他们都想少干事多拿钱，而且为此也会做许多不地道的事情。怎么人多读了几天书，就在道德上和其他人不一样了呢？你这种话真要到西方去说，让人听了会笑死。这实在太天真了！”
我没有出过国，也不懂任何外语，在这方面自然说不过他，于是把话题转到中国：“中国的问题，不靠知识分子靠谁呢？如果不靠知识分子，你说该怎么办？”他摊摊手：“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以后怎么办我怎么会知道？我只不过读了几年书，研究过几个中国人而已。我看，中国的一个大问题恐怕是知识分子太具有垄断地位了。古代知识分子靠科举，有了许多特权，也产生了许多腐败。你说“文革”知识分子受迫害。其实那时谁不受迫害？主要是知识分子垄断了舆论，吃同样的苦但叫得比别人凶。现在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位已经很高了。你看着吧，他们首先会给自己谋利益，把自己的日子弄好的。”
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且似乎都很讨厌对方的观点。但是，我们彼此不但很尊重，而且特别喜欢交流。毕业后，他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先后拿了教职，回来访问了几次，我们还都见面叙旧。后来我还采访了他，把他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总结了一下，以对话的形式刊登在《文汇月刊》上。那时他已经转向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了，其中还写过几篇批判刘心武的文章。我在《北京晚报》当编辑期间就认识刘心武，关系算比较熟，曾表示可以介绍他们认识一下。他则谢绝了。他说：“我从来都回避和被研究的对象见面。大家见面一吃饭，成了朋友，以后还怎么研究呀？那只能说好话了。”我说学者恐怕可以超越这些吧？他则说学者和一般的人一样，根本不会超越这些。知识分子圈子小，平常见面，吃吃喝喝，都是朋友。所以他们早就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他则尽量待在这个集团的外面，希望由此获得一些客观性。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越来越被他说服，开始对知识分子有了些反省，思考知识背后的利益。到了美国以后，我则更切实地体会到民主社会中一直有反智主义的传统，而这些传统虽在许多时候会有祸害，但没有这种传统则祸害更大。这也最终导致了我现在在中国提倡反智主义。和雷后来偶有通信，最终则基本断了联系。他现在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教授。在澳大利亚应该是相当有地位的中国学家了。
可惜，虽然我在留学生楼学到了不少东西，也交了朋友。但是，我和两个美国同屋的关系则很快恶化了。
当时留学生宿舍的规矩是一个外国学生和一个中国学生一个屋。我进去时，因为房间少，成了唯一一个和两个留学生共用一个屋的学生。两位同屋都是美籍华人，一个姓刘，一个姓陆，和我大致同年。我来时他们很热情。不过宿舍的格局他们已经占好了。两个人都在靠里的位置一人占据房间的一端，中间用书柜、衣柜隔开，很有隐私性；屋子一进门的地方漫无遮拦，成为我唯一可占的地方。我当然并不介意。因为我在原来的宿舍床就摆在门口，现在的条件已经好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