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北大的留学生，其实都是作为“外宾”管理，集中居住在留学生楼，上课也基本上和中国学生分开。我们只有偶尔在几堂古代汉语或古代文学课上碰到几个留学生。比如20世纪80年代在中央电视台主持星期日英语的英籍专家彭文兰女士，就和我们一起上过大课。许多留学生都抱怨，说在中国读书像是被关进了集中营，和中国同学隔绝起来，难以学到中文或了解中国社会。许多人则要求中国同学当他们的室友。学校对这些“外宾”的要求，当然是不敢怠慢的，立即到中国同学中征求“陪住”。也有许多同学对这样的机会趋之若鹜。道理也很简单：第一，一般的学生宿舍六个人一间，狭不容足，公用厕所臭气熏天；留学生宿舍则两个人一间屋，公共厕所也每天打扫得相当干净，条件好得多。第二，和留学生一起住，学习英文非常方便。当时想出国的人，当然要争取这个机会。第三，当时没有托福之类的公开考试，能出国的人经常因为是认识美国人。不少人期望着为留学建立些联系，也许人家可以帮着自己出国，或者有什么其他甜头。至少这是我当时认识到的理由。
这三条，对我都没有吸引力。我不觉得宿舍条件有多差。相反，我十分喜欢自己的室友们，每天的日子非常充实，人越多聊天越热闹。我虽然家在北京，但常常两周才回一次家，对宿舍很留恋。况且，我一不想出国，二无学英语的热念，更是看不起那些“追着留学生屁股后面”、“崇洋媚外”的同学。我当时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但主要专注力还是在国内，有一番“改造中国”的豪情壮志。而“陪住”这个名字，则特别难听，仿佛是给人家当小老婆似的。有同学开玩笑说为什么不叫“偏房”呢。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个在许多人眼中的美差，居然落到我头上。
现在看来，找到我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当时去“陪住”，等于是肩负着“接待外宾”的任务，选拔起人来非常严格。以我的观察，学校大致有几个标准。一是尽可能挑城里人，特别是北京这种大城市来的人。因为这些地方来的学生“见过些世面”，不那么“土”。一是挑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尽可能在外国人面前树立些形象。另外，还要人品端正，不要到了那里做些不好的事情，损害了国家形象。也许最重要的，是政治上可靠，最好是干部家庭出身。当然，所有这些都是我猜想的标准。我属于被选拔的人，从来没有问过那些握有选拔权力的人是什么想法，况且我毕竟仅19岁，在那个年月恐怕还有许多不理解的事情。
我对这种所谓“政治上可靠”的势利标准心里很反感。我自以为是政治上最不可靠的。不过，后来班主任找我谈话。他非常了解我的价值观念，很诚恳地说大家觉得我做人端正，生活朴素，比较值得信任，还是希望我去。做人端正、生活朴素，大概是我在这件事情上唯一爱听的话。而且班主任一直对我很好，我也就答应了。
应该说，搬进留学生楼，虽然一开始有些顾虑，但毕竟是经过说服后自愿的。刚一进去时，确实享受许多便利。首先，晚自习不用到教室占座儿了。基本可以在宿舍里进行。当时，一般的宿舍有六个学生，只能分到一张晚间到图书馆的阅览卡。大家轮换着拿着这张卡去图书馆指定的座位上读一晚上书。其实也就两个多小时，到晚九点半图书馆就张罗着关门了。没有这张卡的另外五位同学，有一两位在宿舍自习，剩下的大部分则去各教学楼“打游击”，看到没有课的教室就赶紧占个座，这样晚上自习就有地方了。
当时学校的设施非常紧张，无论是图书馆还是教室，即使有地方也都永远处于爆满状态，空气恶浊。而真要去各教学楼“打游击”，常常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串了半小时也找不到地方，有时甚至不得不回到宿舍来。我在留学生楼和两个美国人一个屋，他们平时晚间多出去活动，我基本可以留在屋里不受打扰地自习。这种条件，不仅自己满意，其他同学也都很羡慕。更不用说，这里洗澡方便，本楼层就有浴室，不用去学校澡堂人挤人地排队。看电视的条件也非常好。至少电视间人少，有座位。不像在原来的宿舍，两层楼一个电视间，要自己带椅子去。
我对留学生楼印象最好的，还是礼让的文明。这对我而言是非常新奇的经验。比如，我进楼门时，前面有位留学生，他即使两手都提着东西，也会把门打开，用脚把门顶住，等我过去后再关门进去。我第一次受此“礼遇”实在受宠若惊，以后自己也马上学会：进楼门时，只要意识到后面还有人来，就把门打开让人家先走进去。这是留学生楼里不成文的规矩。后来到了美国生活，也知道这是美国社会从小就培养的规矩。
不久前系里的秘书还跟我说，她要求自己十岁的儿子在公共场所进出时注意身后有没有人，如果有就必须给人家开门。小孩子有时候大大咧咧地忘了，她就会动火。可见这种文化的草根是多么深。我当时觉得这实在是个良好的习俗，希望能在中国推广。周末去王府井百货大楼，也试图给人家开门礼让，结果发现这样下去我一天也别想进去。北大如何呢？许多我们这代北大人都有这样一个信念：要改造中国，就从北大开始。如果北大也改造不了，就别想改造中国了。于是，我去图书馆时，就开始试行给后面的人开门礼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