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北大后，我先是想当文学青年，后来又想学历史，总之是研究中国，从来没有出国的心思。按当时的要求，英语要上两年公共课，从Ａ、Ｂ、Ｃ开始。我自然也要跟着上。因为学英语缺乏内在动力，加上那时课本还是不脱文革时代的意识形态，编得十分枯燥，我自然也就没有兴趣了，每次上课坐在后排跟着混。当时校园里时髦的是交响乐，各种讲座层出不穷。我每天花大量时间听交响乐作品，脑子里全是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有时上课也欲罢不能。记得有一次英语课我坐在后排，脑子里突然响起了贝多芬，一下子忘情于其中，大概也有些情不自禁的身体动作，至于老师在讲什么早就不知道了。一会儿听到老师愤怒地对班上的同学讲：“有的同学根本不用心学习，回去不做作业，基本的词汇、语法也掌握不了，甚至上课也不听讲，一个人坐在那里摇头晃脑，不知道发什么神经。这样学英语，还不如不学。因为只要公共课一停，两个月就全忘光了，跟没有学过英语的人没有区别，成了文盲。”
我并非不知道英语的重要，也并非不想学英语。但当时学英语，有两个障碍需要克服。第一个障碍和现在的年轻人所面临的几乎相同：学语言是个慢功夫，需要持之以恒。有时，越喜欢思考的人学语言的确挫折感越大。你学别的东西，不管是科学、工程、历史、法律，只要用心，一个学期下来就收获甚丰，甚至有一下子进入一个新天地、掌握一门新技能的成就感。学外语则是投入了两三年还觉得自己是个傻子，最简单的话都不会说，能读的书也不过是儿童读物的水平。所以，学外语头两三年经常很有挫折感。如果教材很枯燥乏味，课程僵化，那就更难了。
我那时年轻，没有人督促，没有坚持下来，后来后悔莫及，也希望年轻朋友不要重复我的错误。第二个障碍，则是我们那个年代特殊的。按说，学英语的最大动力，是用英语所接触的人类文化要丰富得多。我现在劝年轻人把英语作为头等大事之一时，经常问他们：想想看，你用英语能读到什么，用中文能读到什么？至少现代中文里的内涵太贫乏了。但是，当时我们能接触的英文书很少，报纸杂志几乎没有，更没有现在上网这种技术可能。另一方面，经过文革十年连中文书都几乎禁绝的日子，一下子能看中文书了。这就像是知识爆炸，令人目不暇接，虽然现在看来，我们那时能读的中文书实在可怜。既然中文能够满足相当的知识需求，读英文的动力就减少了许多。我作为一心要“改造中国”的青年，心思全在中国。
更可惜的是，在北大的第二年，学英文又加了一层更特殊的心理障碍。那就是在留学生楼“陪住”的经历。这段经验是我大学生活的恶梦。回想一下，我在那里和美国人开始接触，至今没有成为一个爱国排外的“愤青”，也算难得吧。
随着大学恢复高考招生，第一批外国留学生也开始进入中国的大学。当时外国人在中国的情形，如今的八十年代后、九十年代后的一代恐怕是很难想象的。我们这代人对于外国人，有着巨大的心理障碍需要逾越。
那年月，外国人即使在北京也非常少。小时候我很少在街头见到外国人。偶尔在天安门广场等繁华地带或使馆区见到几个外国人，也几乎和见到动物园的动物一样，站在老远看个没完。我小学五年级以前住在北京海淀区的花园村，旁边有个华侨公寓，偶尔还真看到几个肤色不同的老外。那时在小孩子圈里，有各种关于华侨公寓的传说，比如里面多么豪华，许多人家里有电视，甚至还开车等等。要知道，那时我上的花园村二小，全校没有一台电视。我们在那里小学毕业后按理要上花园村中学，即所谓“花中”。孩子偶尔谈起来这个前景，无不兴奋不已：“知道吗？那个学校有电视呀！”
我父亲在五十年代是驻苏的外交官，带回一台十七寸的黑白电视机，非常笨重，需要两个大小伙子才能抬动。不过那台电视坏了很长时间。曾经修好过一次，但又坏了。不管怎么样，家里还如同宝贝一样保留着。我还记得那时上演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金姬银姬的命运》，讲到不小心沦落到“南朝鲜”的女性，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命运非常悲惨。电视里一演这些，全单元的人都来我家里看，跟着哭，更觉得“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是多么水深火热，我们是多么幸运。
当时中国基本没有什么电影。文革初期全国就八个样板戏，后来开始拍电影，有什么《春苗》、《决裂》等等，全是“反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文革电影，缺乏人情味。比如，这些电影里不仅没有爱情，甚至连夫妻都没有，讲的是无性政治动物的日子。反倒是进口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更好看些，包括朝鲜电影。至少人家有男男女女的事情。当时孩子们编出顺口溜，归纳这些电影的特点：“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朝鲜、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是当时中国绝无仅有的几个国际朋友，每次人家的领导人来访，都要组织上街夹道欢迎。外国人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必须隆重对待。这么长大的孩子，自然觉得外国人是高人一等的了，至少人家可以“又搂又抱”呀。这对青春期的孩子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当然，外国人可怕起来，也不是闹着玩儿的。我们从小就要“备战备荒”，特别是要为核战争做好准备。原子弹的可怕，我们小小年纪都知道。那实在太恐怖了，而且老师告诉我们，苏联可能要向中国扔原子弹，人家首先要打北京。毕竟是首都呀！记得那时父母下干校，留下一个农村来的大娘看着我们兄弟三人。大娘不识字，也要到街道开会，商量怎么对付苏联的原子弹。最后她们这群老大妈终于想出了办法：谁看见原子弹飞过来，赶紧敲暖气管子。因为暖气管子通着全楼，大家都听得见。听见声音，就都往防空洞跑。她们还演习了几次，确实一敲动静很大，并告诉我们小孩子不要随便敲暖气，免得引起误会。可我心里为此则引起了巨大的恐怖：据说原子弹从苏联飞过来比飞机快得多，肉眼都看见了还有机会敲暖气吗？再说，我们孩子参与挖的那些小洞洞，下场雨都有塌的，能防原子弹吗？看看家里那台苏联电视，那是人家五十年代的产品，中国造这东西门儿也没有，怎么打核战争会是苏联的对手？亡国灭种的危机感非常真实。我还不停地做过恶梦：自己被苏联入侵者抓住，按说应该学革命先烈宁死不屈，但人家要枪毙自己，一下子吓破了胆，投降了，同时也在惊恐和羞辱中醒了。几十年出国后曾听到电视上讲，在中苏交恶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苏联确实有很大的可能对中国发动核打击。看来我小孩子的恐怖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