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说过，我在北大读书时单枪匹马地探索通才教育。这种尝试可谓成败兼半。成功的地方在于我正确地选择了自己的教育目标，打破了专业教育狭隘的框架。我日后的职业生涯，大部分都在文学之外（我们当年文学79级的同学，现在仍然从事文学事业的人是绝对少数），能够适应得比较快，也在于大学期间学得比较宽，做了相当的准备。失败的地方，则主要在操作方面。比如，我明明知道数学应该学，却没有执著地去旁听。其实在这方面，我最大的损失还是英语。
我的英语，在当时是典型的“北大中文系英语”。这里首先声明，我这么说不是在诬蔑中文系同学的英文水平。我已经说过，中文系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在美国已经成为终身教授的有一大堆。他们的英语当然是不错的了。不过，在我们那个年月，也就是77级、78级、79级三个年级，中文系同学的英语一般而言比起其他系的同学来弱得多。一来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大家上大学前都没有学过什么英文。二来则是刚刚进大学门，想学的东西太多了，必须有个选择。中文系的同学多是文学青年，即使做文学研究，对象也是中国文学，很少有人觉得英文有多重要。不像其他系的同学，把英文当成求学的基本工具。例外是有，比如78级的商伟，人不声不响，毕业后很快出国读书，现在则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一般而言，理工科同学英语比较好。文科中西语系不用说了，英语好的多是带“国”字好的系和专业，如国政系、国际关系专业等。另外，不管在哪个系，“出国派”的同学英语自然也好得多。等我毕业，中文系的后辈英语好的则多的是。毕竟他们中小学受了正常的教育。高考也要考英语。英语不好，很难考进来。
英语白卷上北大
我的英语，则即使在1980年前后的中文系中也算很差的；乃至大学毕业，英语几乎就和没有学过一样，后来对英语甚至有了心理障碍。这说来话长了。我是在1974年升初中。那时正赶上小学从六年制改成五年制。1960年出生的人，六年级毕业就到中学读初一。我们这些1961年生的，如果按五年制小学毕业，正好和上一年级一起进入中学。当时的中学无法容纳突然增加了一倍的新生，所以我们读完小学就留在原来的地坛小学里读初一，号称“戴帽班”，上初二时才去和上一年级的同学在真正的中学会合。
当时正处于“文革”后期，邓小平已经复出。父母这些国家机关的下放干部已经从农村回到北京恢复工作。学校里也早就经过了“复课闹革命”，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教育秩序。我们作为第一届五年制的小学毕业生，虽然因为中学没有教室而只能在原小学的“戴帽班”凑合着读初中，但学校居然开始给我们开英语课了。
对于这一突然而来的正常秩序，每个孩子的适应能力不同。我父母“文革”期间去干校，把我们兄弟三人留在北京，靠一位不识字的保姆照顾。当时父母的考虑是，农村太苦，我们三个在城里长大的孩子怕是受不了。而且，因为父母在不同单位工作，被下放的地点也不同。父亲去了河南，母亲则在相当一段时间去了辽宁。三个孩子跟谁也不是。不过，这样一来，孩子没有父母监管，容易荒废学业甚至学坏。我从小调皮捣蛋，上一年级时就曾试图打老师，甚至有一次把老师气哭了。放了学也基本上是在街上玩，根本没有人管。小学毕业时，还只能看连环画，而且从来不看连环画的文字说明。父母从农村回来后，单位里非常忙，没有心思过问我们学校里的情况。大概他们很珍惜来之不易的“恢复正常”的工作机会，每天都早出晚归。
在这样的状态下让我学英语，实在是勉为其难了。记得第一次上课时，老师上来讲：“Good morning，boys and girls.”我们觉得她阴阳怪气。当她试图教我们Ａ、Ｂ、Ｃ的发音时，全班都被那怪里怪气的声音逗得前仰后合。我就这样上课嘻嘻哈哈，回家也不见父母的影子（他们一般六七点才回来），全放羊了。到了学期末，一次父亲吃完晚饭想看看我英语学得如何，结果发现我一个字也不会。他自然大怒，逼着我补。这里补充几句题外话。他在抗战前在老家河北新乐上了中学，学过几年英语，据说已经达到了能读《鲁滨孙漂流记》的水平。这让我对那时乱糟糟的中国的教育水平有些吃惊。父亲的家境我不太清楚，大概属于地主、富农之类，在当地有些名望。但听父亲说，那时这种富裕家庭，一年也难得尝几次肉味。他抗战后下去发动群众，宣传蒋介石如何腐败，最拿手的罪状，就是蒋介石居然每天都吃苹果！可见他那时穷得想象力有限。但是，这么穷的地方，居然还有学英语的地方，似乎比现在中国内地农村还好不少呢。书归正传，他因为有从他一直谴责的“旧社会”带来的一点文化遗产，就把40年前的记忆翻出来教我。经过这么一个星期，我期末一考试居然还拿了九十几分，连老师也吃惊不小。父母也由此松了口气。
其实，这样轻松地拿高分也只能说明那时候学的东西实在简单。第二学期，父亲一忙没有管我，我就又放羊了。等期末再一检查，我又是什么都不会。而他40年前在中学学的那点英语，也就够教我第一年的。这次又逼着我连滚带爬地过了关，然后他警告我：“以后再不自己学，我即使发现你不会也教不了你了！”可惜，我到了正式的中学照样不学。他一气之下，开始对我进行体罚。但是，越是体罚，我越是反感英语，嘴里还振振有词：“我长大又不当外交部长，学英语有什么用？”这句话成了我们家里的“名言”，大家常用来取笑我。不过，生活在那样一个封闭社会的孩子，确实也很难想象如果不当外交部长学英语有什么用。
1979年高考照顾到“文革”教学的不正常，规定英语考试只按十分之一的分数算，即你得了100分就在总分上加10分，得了50分则算5分。这样英语就无足轻重了。我因为早就放弃了英语学习，高考时在英文上完全是个“白卷先生”。记得当时拿到考卷，填上自己的名字，剩下的就一个字也不认识了。我按照老师的嘱咐，在卷子的选择题上瞎勾一通，居然蒙对了10个，正好在总分中加了一分。当年许多在各省市考了前几名的学生，有不少也是这样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