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比他高出半英尺，看着我们两个人不协调地走在一起，我觉得很可笑。他个头矮小，皮肤苍白，是个中年男人；我却是身材高挑的年轻女士。皑皑白雪只会更加夸大我们之间的差异，我们就像画布上的人物，我显得高大突出，而他则瘦小模糊。
一起站在地铁的站台上等车的时候，我们也是很不般配的一对，好像是胡椒和盐的奇怪组合。可是一坐到了地铁车厢里，盖斯特的嘴角上竟流露出一丝浅浅的微笑。他似乎很自得其乐呢。
我注意到车厢里坐在我们对面的一对情侣盯着沃尔特·盖斯特看，面露嫌恶之色。盖斯特却毫不在意。他每到一处都是被别人这么盯着看吗？
“能给我讲讲朱利安·皮博迪吗？”我问他。
“他有很多故事，”盖斯特说，“不过我不会讲给你听。因为那些不是你今天需要学习的内容。今天你见不到他，也许永远也见不到。和他做了二十多年的生意，我自己也只见过他两次。”
“他的藏书很多吗？”
“在全国来说都是数一数二的。”
“那他很有钱吧？”
“非常有钱。”
我真希望我有一件更好的外套，哪怕有条裙子也好，要么把我仅有的那几件衬衫穿来一件也好。就穿奥斯卡喜欢的那件绿色的。他曾经告诉过我，那种布料叫群青印花薄纱，一个我从来没听说过的词。不过奥斯卡肯定是知道的。
我的头发很乱，因为天气寒冷的缘故，静电很厉害。我真想梳梳头，用橡皮筋扎一下头发。所有人当中，杰克最喜欢挖苦我，笑我总是沉默寡言，不善交际。又是个我没听说过的字眼。后来我从奥斯卡的一本字典里找到了这个词，那上面的定义倒让我看了很开心。我总是把自己想象成害羞又强悍的人；就是亚瑟所说的塔斯马尼亚小女妖，一个除非被激怒，否则不会伤害别人的人。无论怎样，我也不希望被想成是无家可归，从外面大街上被拉进来的人。我用手拢了拢头发。
“我们要见的是皮博迪的图书管理员，萨缪尔·麦特考夫。老朋友了。”
“你的老朋友吗？”我问他，眼睛看着对面窗户里反射出来的我们两个人坐在一起的影子。
“难以置信吗？我不像有朋友的样子？”
“不是这样，只是我……”
“我也有拱廊以外的生活，罗斯玛丽，”他又强调说，“可能我的生活比较寂寞，但那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售书这个职业给了我这样的生活。”
“当然，我不是说……”
“你是什么意思都无所谓。”
他自我保护的意识是与生俱来的。
“为什么我怎么想都无所谓？”
“因为你怎么想对我都没有影响。”他淡淡地说，然后摘下了他那顶让人看了伤心的帽子。他的口气坚定，我反倒断定他说的是反话。我的想法一定对他影响很大。我终于跟上他的思路了。
车厢里的另外一对情侣在窃窃私语。地铁火车轰隆隆地继续前进。
“盖斯特先生，”我说，“你说没什么影响，实际上是有影响，至少有一点影响的。”
“什么有影响？”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我对你的看法。”
他闭上了眼睛，眼球在苍白的眼睑下面灵活地转来转去。我在想，它们有静下来的时候吗？
“我正想说呢，罗斯玛丽，我真怀疑你究竟在乎过我没有。”说完，他睁开眼睛。
“不是这样的。我真的会想到你，有时候。”我笑了。不管怎么说，这是实话。
他转过头来看着我，眼神由于肌肉无力而颤动，嘴角露出一丝微笑，随后，一条腿抬起来放到另一条腿上，跷起了二郎腿。
余下的路程我们谁也没说话，直到扩音器里传来一个模糊不清的声音。
“过了这一站我们就下车。”盖斯特说着，拿起帽子戴上。
“你知道吗，我母亲在塔斯马尼亚岛上开了一家帽子店。”我告诉他，一边上前帮他抚平帽子上的褶皱。帽子上的羊羔毛摸上去油腻腻的。我的这个放肆的举动并没有让他往后缩，相反，他还向上挺了挺身子，安然享受我的服务。
“店的名字叫‘神奇帽坊’。”我接着说。
“塔斯马尼亚岛上的帽子店，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盖斯特说。那对情侣站起来踉踉跄跄地向车厢深处走去。
“不可思议的事情往往都是真的，”我说，“比如说，我能来到纽约这个地方也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我们以前就住在店铺的楼上，我一直帮她打理帽子店，直到她去世。”
“哦，”他说。“很遗憾。那么你对帽子一定很在行喽，至少知道一点吧。”他最后一句是这么说的。
至少知道一点？
“懂一点。这顶帽子对你来说太小了。”
我把他头上的帽子往下压了压，可是帽子还是很别扭地维持在原来的位置，好像在嫌弃他乱蓬蓬的头发味道不好闻。
“这是传下来的，”他说，“是我父亲的帽子。”
“那他的头一定比你的小些。”
“我们各个方面都不一样，”沃尔特·盖斯特说，“他是德国人，你知道的，德国人都固执得要命。我父亲，”他毫不动情地说，“对我不满意。”
至少你是有父亲的，我心里想，不过没有说出来。和他在一起，我的自怨自艾让我变得多愁善感起来。他的话听上去倒像是一次特别的告白。“不满意”这个描述太准确了。
地铁列车缓慢地驶进站台，车门打开。盖斯特抓住金属栏杆站稳了身子，然后走出车厢。我看到车厢内另外唯一的乘客，那对一直盯着我们的情侣，丝毫不掩饰他们脸上的惊讶。看哪，白化病！
我跟在怪人沃尔特·盖斯特身后走出车厢，下车前，冲这对情侣吐了吐舌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