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追寻着一个魅影。
——赫尔曼·梅尔维尔
第一部
第一次到拱廊，纽约在我的心中变得真实起来。拱廊书店如同一座人口众多的城市，堆积如山的书籍就像形形色色的纽约客，虽然看不见他们的身影，实际却各司其位，如同蜂房里忙碌异常的蜜蜂。我已经逐步体会到了城市生活的熙来攘往，但是在拱廊，这种忙碌是具体的，可以计算的。查普斯经常对我和母亲说，书籍是摆在书架上的灵魂。在拱廊的确如此。这里书是有生命的，它们鲜活地从书中走出来，坐在我的面前。
1
我出生的时候，这一切的一切尚未发生。而我也从不曾想到世上竟然还有“拱廊”这样的所在，人群中还有像沃尔特·盖斯特这般似乎只存在于童话中的人物。要不是沃尔特，要不是沃尔特的失明，我在“拱廊”的生活就完全是另一番光景了。其实在我第一次见到沃尔特时，他的眼睛就几近全盲。可若非如此，我恐怕永远无缘得见赫尔曼·梅尔维尔遗失的手稿。长久以来，我心中的遗憾并非来自沃尔特的失明，而是源自于我本人对他的无限关注。于是，便有了下面的故事——我是如何来到“拱廊”，“拱廊”又缘何对我意义非凡……
我的生日是四月二十五日——至于具体是哪一年就无关紧要了。反正，我既没有年轻到可以到处吹嘘自己的年龄，也没有老到忘记了自己还是个女孩子的程度。
四月二十五日之所以重要，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一天是澳洲人最重要的纪念日——澳新军团日。到了那一天，澳洲人都会把一枝迷迭香别在胸前，以纪念战争中的殉难者们，纪念在迷迭香盛开的盖里坡利海滩上发生的那场损失惨重的战斗。奥菲利亚曾经一度陷入悲伤无法自拔。她常说：“迷迭香的绽放，是为了永远的记忆，那就去祈祷，去爱，去铭记吧。”
某个四月二十五日的塔斯马尼亚岛上，我的母亲步行着到免费的公立医院去生产。她穿过熙熙攘攘的广场，以避开衣衫褴褛的、来参加年度游行的老兵们和呆呆围观的当地人。那一天，她在人们胸前看到了带刺的迷迭香。这种耐寒的植物牢牢地印在了她的心里，即便在之后痛苦的生产中她也不曾忘记。对于我的母亲，迷迭香意味着纪念，不是纪念失去，而是纪念获得——她得到了我！
澳新军团日于是成就了我的名字——罗斯玛丽，也成就了这个故事。这一切，不过是为了对往事的纪念。说到底，回忆大概是我们在这世上最后要做的事情了。
除了罗斯玛丽，我的名字中便只剩下了姓——萨维奇。就连这姓也是母亲给的——我随她姓。她在远离小镇广场的地方租了一家小店，我们就在楼上的小公寓里安了家。这家叫做“神奇帽坊”的小店是塔斯马尼亚岛上唯一的一家帽子店。母亲和我就生活在那里。我们像两尾小鱼一样，慢慢适应了鱼缸的狭小。可那鱼缸里的生活真的很孤独啊！仿佛有一堵无形的墙把我们和小镇其他的人隔离开来，我们无法进入他们的世界，因为母亲来自内陆。在这里，她是个外人，而且小镇上的人都知道，所谓的萨维奇太太实在是名不副实。“太太”这个称谓也无法掩盖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这个女人没有丈夫。
是否想刻意隐瞒，那是母亲的事，但帽子的确能遮掩住很多你无意示人的东西。甚至，帽子提供了一种手段，让一个来自内陆的孤身怀孕女人可以在这里做点体面的小生意，并最终得到了当地人的认可。
母亲常说：“是帽子救了我们啊！所以我说这些帽子神奇呢。有了它们，我们才能和那些体面人交往。”
可我觉得，是非凡的想象力，尤其是母亲的想象力拯救了我们。我的想象力也来自于她的遗传。
由于“神奇帽坊”，母亲成了镇上引领时尚和品位的专家。稍微一瞥，她就知道顾客戴多大号码的帽子合适。对于一些常客，她不仅记得号码尺寸，还记下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特点。
每次在广场上看到我们富有且踌躇满志的房东弗兰克先生时，她都会说：“这位弗兰克先生肯定得戴九点七五码的帽子。头脑中装着那么多的雄心壮志，非得这个尺寸的帽子才配得上。”
有时她也会提起卖花的皮姆太太，她曾经为了观看比赛来买帽子，“当然了，罗斯玛丽，我所有的帽子她戴着都不合适。皮姆太太得戴五点五码的。简直就是针尖那么大一点点。那么小的头脑里连个想法都装不进去，更别说让她拿个主意了。”
帽子仿佛奉了神谕，能够测量出人的品性一般。而母亲对于这些塔斯马尼亚岛的居民的判断往往是惊人地正确。她用她独特的判断标准抗衡着小镇人对我们的轻蔑态度，这么做，稍稍缓解了我们的孤独感。可是当然了，这种封闭的状态又时刻影响着我们的想象，使我们更加封闭。在镇上人的眼中，我们不过是生活在角落里的边缘人，没有人真正认可我们。放了学我就在店里帮忙，所以就算有人对我感兴趣，或者更加确切地说，对我好奇，也没办法接近我。所以我没有朋友。
我只有母亲，而母亲也只有我。
“要好好读书，坚持阅读。”母亲常劝诫我，然后她用食指敲着太阳穴的位置说，“这里，你的帽子下面，蕴藏着你所有的未来啊。”
她没有提到过我的身体，从来也没有。除非有时候，她会极其漫不经心地传授我一些生理知识。根据她的切身体会，身体会带来麻烦。
母亲还是有一个好朋友的，叫伊斯特·查普曼。她是我的良师益友，镇上唯一一家书店——查普曼书店的店主。查普曼小姐（我一直叫她查普斯）帮助母亲一起教导我。每当有剧团到我们小镇演出她都带我去看，莎士比亚剧团偶尔来的时候更是不会错过。我上学之前查普斯就开始教我读书认字了。她常说“用言辞来完善我的目标”——这是她最喜欢的一部戏里的台词。查普斯认为，书籍是生活的必需品，而帽子只是在一段时间内起到作用。帽子不过是一种幻觉，最终无法给我和母亲带来安全。
她为我们而担忧。
“书籍不是一叠叠摞在一起的纸，那是堆放在架子上的思想。”她义正词严地劝说母亲，“无论如何，帽子不是书，人们并不真正需要它们。”
“那你夏天的时候把这番话对一个秃顶的男人说，或者说给一个相貌平平的女人好了。”母亲嬉笑着回应。
待到我毕业的时候，“神奇帽坊”依然在营业中，这让它在小镇上很显眼。那时候，这里出售的帽子不再时尚，也无法再用它来区分谁是体面人，哪个又是缺乏教养的人。店里不仅卖帽子，还卖手套和袜子。久而久之，即便是以前的常客也不常来了。她们要么是追求时尚而不再来，要么就是因为生意不顺无法光顾。小镇日渐衰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