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廷为什么如此混乱，原来当年四月赵佶从南方回到东京以后，这父子两人就斗得不可开交。赵佶是不择手段，忙于夺权，只要是能夺权的事，他都要做，他甚至于提出要带人去洛阳募兵。这个退了位的太上皇居然敢到黄河前线去募兵，这不明明是在抢夺兵权么！赵桓当然断然拒绝，不让他去。如果自己这个皇帝的权力让他夺完了，整个国家也就送给金人了。赵桓即使并不看重自己的皇帝权力，为了保护这个国家，为了保护祖宗基业，他也不得不进行反击。在双方激烈的斗争中，赵佶在位二十年来的老部下，腐败官僚，皇亲国戚，当然都站在太上皇一边。积重难返，积习难除，要想铲除这一股旧势力、恶势力确非易事。站在皇帝一边的，有志士仁人，有抗战派大臣，有太学生与知识分子，更有广大军民。从长远来看，拥护赵桓的人群要占上风，只可惜在斗争中两败俱伤，等不到形势好转，帝国已经是大厦将倾，土崩瓦解。赵佶自己是坚决走向亡国之路的，可恨他们在自取灭亡之时，一定要把赵桓，把全国亿万老百姓一起拖进亡国的深渊。
东京城破以后，金兵并不进城，他们仍然在原地扎营，却骗宋人说：我们无意灭宋，只要你们能够答应我们议和的条件，我们愿意议和。谈好之后，我们可以退兵。但是要求赵佶前往金营谈判。金兵统帅斡离不在这一点上，头脑还是清楚的。他知道过去宋廷所做的许多丑事恶事荒唐事，都是赵佶做出来的，赵桓完全不知道。赵桓虽然是现任的皇帝，过去的事他并不清楚，当然谈不出个所以然来。赵佶是聪明一辈子，狡猾一辈子，这一次从南方回东京，也打错了算盘。他原以为回来只为夺权，只要把权夺到了手，仍然可以随时南逃。对于夺权，他是有把握的。即使把赵桓毒死害死，这个权也要夺到。自从赵光义以毒酒害死赵匡胤开始，赵家子孙（赵光义这一系的赵家子孙）以毒酒害人是常常发生的事，不足为奇。但是赵桓这次是站在正义的一方，为国为民的一方，许多老臣，许多知识分子、广大军民，都在为他出力，大家从各个方面保护他，同时也从各方面把赵佶及其党羽盯得死死的，大家利用公开的、合法的、皇帝的权力限制对方非法的行动，这就使得赵佶不能为何欲为。在长江以南，那是“六贼”的恶势力范围，赵桓政令不行；但是赵佶回到东京，回到御辇之下，赵佶就不能随意行动了。因此，在这几个月中，赵佶实际上已被软禁。自从去年十月赵佶企图以毒酒谋害赵桓的阴谋揭开之后，这个消息从宫中传出，东京军民众口相传，人人皆知。连自己的儿子都不和自己说话，赵佶不仅尊严尽失，连行动的自由也没有了。这时，金人要他去谈判，可是他哭哭啼啼，不肯前去，要求一些老臣转达，希望赵桓前去抵挡，说是自己已不在位，谈也无用。这时他已心中有数，知道逃跑无望，可是后悔已经无用了。二月七日，京城巡检受金人指使，直入皇宫，逼迫赵佶一人乘牛车直进金营，加以扣押，永作囚徒，这位聪明一世的皇帝终于自食其果。
在一些老臣的劝说之下，赵桓也只好以“孝道”为重，虽然心里极不情愿，却不能不勉强自己，代替赵佶率领官员去金营谈判。到这时候，他才痛悔不该把李纲调往南方。在得到金兵二次南下的消息之后，他已用快马通知李纲迅速回朝，李纲也诚心诚意地立刻上路，可是一切都太迟了，来不及了。在李纲还未赶到东京之前，东京已被金人攻破，国破家亡，已在眼前。这次所谓和议的谈判，全由金人做主，他们想怎么谈就怎么谈，条约想怎么订就怎么订，完全不容宋人开口。他们要宋廷的官员起草降表，在金营中设香案向北遥拜，表示诚意向金国投降，前后折腾了三天，降表修改多次，才获通过。通过之后，赵桓和官员们才被释放回宫。在金营中经历的这三天，挨打挨骂，受尽凌辱，对于赵桓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他几乎吓破了胆，从此精神恍惚，一切听命于金人，金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他一回到宫中，金人就来索取金银。这一次金人真正的目的并非“议和”，而是意在搜括金银财物。在赵桓的指挥下，宋廷官员全都成了金人搜括金银的工作人员，在搜括中如不卖力，金人任意责打，有梅执礼等四位官员竟被处死。东京城里一片狼籍，一片哭声。赵桓答应金人的金银是天文数字，正如李纲所说，不要说是东京城里拿不出，普天下也拿不出这么多。金人看到金银太少，立刻翻脸，逼迫赵桓再到金营充当人质，声言金银不足，就不放人。而按照金人要求的数目，永远都交不够，因此赵桓这个人质至死也没有放回的希望。
我们常说侵略者是强盗，那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但是用来说1127年初金人在东京的劫夺，则是实实在在的说法。金国强盗，不需要自己动手，放手运用宋朝官员代为搜刮。先前要的是金锭银锭，大小元宝，后来连妇女儿童的饰物也要，最后是要百姓五家联保，互相监督，所有金银，全部交出，不许隐瞒。布匹绸缎，也搜刮一空。又要骡马骆驼，全城共搜到7000余匹，官员只好徒步上朝。又要少女1500人，少女不敢出城，纷纷自尽，限期急迫，只好拿妃嫔充数。最后是大捕妇女，送入金营。这种大规模的持续几个月的强盗行为，真是旷古未有。强盗就是强盗，抢劫就是抢劫，金人嘴里的“议和”条款，“赔款数目”，全部都是骗人的鬼话。
我们不禁要问：金兵两次南下，他们想干什么？两次南下的统帅都是斡离不，此人不仅凶残，而且十分狡猾，进行每一次军事行动之前，他都有一套想法，而非轻举妄动。他们出兵攻辽，确有灭辽的打算，因为辽国的统治民族也是游牧民族，辽国的疆土主要是大草原，他们对于辽国能够吞得下去，能够治理得了。对于文明古国的宋帝国，想法又不一样。他们所看不起的，只是赵佶、蔡京、童贯这一批小人，这一批腐败分子，至于对这个拥有广土众民的庞然大物宋帝国，仍然心存畏惧。金兵第一次南下，他们不是来打仗的，是来试探的。他们在辽国降将郭药师的带领下偷渡黄河，只能说是侥幸，是因为宋军没有人管，而不是宋国真正无兵。他们在1126年初到达东京城下，和李纲指挥下的宋军交手几天之后，就惊奇地发现李纲带领的宋军与童贯带领的宋军大不相同。如果斡离不真正是骄横不可一世的猛将，那他一定全力攻城，打破了城再说。但是他没有，而是停止攻城，以谈和来引诱宋廷。后来关西老将种师道的勤王兵马到达，人数超过了金兵，而且故意逼近金营下寨，明明是在示威。如果他咽不下这口气，马上会和种师道的队伍发生冲突，打了再说。但是他没有，他却把攻城的金兵撤回驻地，以求自保。因为他自知金兵力量单薄，不敢发动大战。他的六万人是孤军深入，屯兵坚城之下，没有援兵。一旦和宋军大打起来，腹背受敌，归路会被切断，就会全军覆没。正如李纲和种师道所估计的，只要宋军坚守下去，金兵自己就不敢久留，只能撤兵逃跑。他们惹不起决心守城的东京百万军民，也惹不起种师道的关西勤王兵马。他们只惹得起宋廷一批软骨头投降派君臣。当斡离不发现东京城里十余万军民包围皇宫，要求抗战，呼声震天，并且痛打投降派浪子宰相李邦彦的时候，知道抗战派的主张占了上风，他们不敢再停留下去，在包围东京三十三天之后，仓皇撤走，这实际上已是败退。斡离不第一次南下试探的结果是：宋帝国还是有实力的。不过是广大军民被腐败的投降派君臣所压制，有力量发挥不出来而已。因此对宋廷的斗争方针是不能“打”，只能“吓”，只能“骗”。从“吓”和“骗”的两手中反复勒索金银，勒索土地，才能取得利益。如果一“打”，激化了矛盾，让抗战派的官员和广大军民结合在一起，金国就对付不了。
当1126年冬金兵第二次南下时，斡离不对付宋廷的策略就更加成熟了。他们决不谈“打”，不仅是没有破城的时候不谈“打”，就是破城之后也不谈“打”。首先是以“骗”为主。东京虽破，金兵并不进城，却派使者告诉宋廷，我们并不想灭宋，只要割地赔款的条件谈好，以宰相亲王为质，我们就可以退兵。这样，首先就把“可以退兵”的希望抛给了宋廷，在这个希望没有断绝之前，宋廷无法作出备战的决定。过去几个月中，许多勤王兵马都以缺粮的理由被挡在外地。这时的东京已经是外无救兵。
首先是“骗”，把“可以退兵”的希望抛给宋廷；然后就是“吓”，通过宋廷的组织系统，把搜刮金银财物的任务硬派下去。既然是宋廷所派的任务，老百姓也就难以公开反抗，但是这样一来，老百姓所受的痛苦就更深了。特别让老百姓不能理解的是：过去一批六贼余党，曾经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的奸臣、贪官，这时候竟然摇身一变，成了金人的走狗，借金人之势恐吓老百姓。他们帮助金兵压制老百姓的反抗，帮助金兵查抄民间的金银财宝，甚至于帮助金兵在民间搜查皇亲国戚，搜查一些正直的官员。当太子（赵桓之子）被人搜获押送金营，他向周围围观的百姓大呼“百姓救我”的时候，一些善良的百姓忍不住潸然泪下，忍不住互相询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后来大家才辗转相告，说徽宗、钦宗两位皇帝都向金国投降了，现在许多国家大事都要由金国做主了。从1126年底金兵第二次南下包围东京到次年四月金兵押送徽钦二帝北去，在这几个月中，一场全民族的大悲剧从天而降。东京百万军民全部晕头转向，闹不清国家大事的许多来龙去脉。但是在金兵北撤以后，大家痛定思痛，才逐渐把许多人物的是非功过理出头绪，用最淳朴的褒称或贬称说出自己的看法，并且在大街小巷刷帖子（有如现在的大字报小字报）反映民心民意。他们对自己所尊敬的正直的学者、抗战派的官员，一律尊称为相公，例如对司马光称为“司马相公”，对种师道称为“老种经略相公”，对宗泽称为“宗爷爷”“老宗相公”；凡是祸国殃民、残害老百姓的人物，不论他是哪国人，是官还是盗，统统称之为“贼”。例如对徽宗所宠幸的一批奸臣，对贪官蔡京、童贯等人一律称为“六贼”，称金兵为虏，为夷，为“金贼”（“八字军”身上所纹的字为“尽忠报国，誓灭金贼”）。中国官员为金人卖力的称为“汉奸卖国贼”“卖国牙郎”，原是军人，后来流散民间抢劫百姓者称为“军贼”。至于已被金人掳走的徽钦二帝，他们对于造成这场民族大灾难都有责任，所谓“议论未定，金兵已渡河”，在敌人面前惶然无计。已经死到临头，还受敌人的骗，还相信敌人“无意灭宋，只要条件谈好，可以退兵”的谎言，最后束手就擒，毫不反抗，成为任人宰割的猪羊。他们当然都是昏君，但是比较而言，更可恨的是徽宗。他重用“六贼”，坑害全国老百姓二十多年，大家记忆犹新。钦宗究竟比较年轻，长期受人控制，虽然也想振作，可惜力不从心，最后是父子内讧，同归于尽。大家在骂他昏君同时，不能不多少寄予一些同情。
岳飞的《满江红》一词说：“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靖康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有必要对这个重大历史事件说个清楚明白。这件事发生在公元1127年春，也就是岳飞奋起从军，到相州河北兵马大元帅府应募入伍的第二年。当时已经占据东京的金兵统帅粘罕、斡离不派兵胁迫徽钦二帝进入金营，在金营里摆起香案，命二帝面北跪拜，表示向金太宗吴乞买投降、答应一切投降条件。然后宣布废二帝为庶人，宋帝国覆亡，由金国另立汉奸张邦昌做中国的皇帝，国号大楚。当年四月一日，金国把东京这个烂摊子丢给张邦昌掌管，全军向北撤退。撤退的时候，掳走了徽钦二帝、赵氏宗亲、皇亲国戚、文武百官、伎艺工匠、倡优女乐，洗劫了东京城里的金银珠宝、图书文物、八宝九鼎、礼器祭器、骡马骆驼、粮食衣物。金兵在途中任意拉伕，先后掳走中国男女不下十余万人。
临行之前，金兵放火焚烧了城郊的房屋，烟焰蔽天，使人睁不开眼。东京城里在洗劫之后，已经找不出一点粮食，饿死的人日以万计，连一只死老鼠都能卖几十文钱。看着大队金兵押解车马行人缓缓向北而行，远远围观的军民捶胸顿足，号啕痛哭。大家诉说：“天哪！这是什么世界！眼睁睁地看着强盗把我们的皇帝绑走，把我们的家财抢走，我们却无可奈何！我们要跟强盗拼命，你们这也不许，那也不许，把我们的手脚捆住，这个仗怎么打法？一会儿皇帝要议和，一会儿宰相要议和，议来议去怎么议出这个下场来？”“你们为什么不听老种经略相公的话？他早就说过，东京是打不破的！”远近呼声一片，哭声一片，震天动地，日月无光，许多人悲伤过度，哭倒在地，昏厥在地。如此悲惨的场面，使人一辈子也忘不了。《宋史·钦宗纪》中记载：“夏四月更申朔，大风吹石折木。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凡法驾、卤薄，皇后以下车辂、卤薄、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九宝、九鼎、圭壁、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伎艺、工匠、倡优、府库蓄积，为之一空。辛酉，北风大起，苦寒！”
金人的《宋俘记》中记载：当时出发之前的“俘虏”总数为14,000人，分为七批押回本国，其中女多于男。第一批宗室贵戚男2200余人，女3400余人，三月二十七日自青城启程，四月二十七日抵达燕山，妇女尚存1900余人。一个月中，死亡1500余人。也就是说，几乎死掉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