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陈三立最终是个诗人，是前清的守墓人，他曾致力于革新，而最后落花流水都成空，等来的是一个他不认识的新时代。在他送给梁启超的诗中，最有意思的是“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两句。戊戌政变击碎了他所有变革求新的梦想，他从此以“神州袖手人”自居，其中的痛苦难以言表，在漫长的后半生，他成了名副其实的“神州袖手人”。1904年是慈禧太后70大寿，为营造和谐气氛，清廷赦免了康、梁之外的戊戌党人，并多次有意起用陈三立，都被他一一拒绝。辛亥革命之后，面对改朝易代，陈三立一而再地哀叹“我辈今为亡国人”，“负手了今昔”、“负手视劫运”、“负手对残棋”，始终不认同新生的民国。
清朝垮台以后，在他生命的最后25年，陈三立是个旧诗人，虽然声誉很高，但终究有着浓厚的“遗老”气息，仿佛是个古董，已然是属于过去的人物。可是，在戊戌变法时代，他却是个新人物，浑身上下散发着新气息的新人，他与谭嗣同同为当时著名的“维新四公子”之一。“翩翩浊世佳公子，不学平原学太原”，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人对他的嘲讽，也从某个侧面见证了他当年的事业和梦想。
从陈宝箴、陈三立到陈衡恪、陈寅恪，陈家三代都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义宁陈家”如今已是一个历史名词。中国近代以来，显赫一时的家族也多矣，但多昙花一现，能绵延几代，为世人尊敬的，实在少之又少。与陈寅恪交情很深的吴宓有一番中肯的评价：“……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
陈三立生于1853年，他一生的主要功业是1895年到1898年辅佐父亲陈宝箴推行湖南新政。他是1889年的进士，曾担任吏部主事，不久辞职南下，先在两湖书院执教，受到张之洞的赏识。1895年8月，陈宝箴以花甲之年出任湖南巡抚，有了独当一面、一展抱负的机会。陈三立虽然没有职位，但在整个湖南新政中，他的功劳很大，他以公子身份协助父亲，出谋划策，网罗人才，并参与具体事务。当时很重要的矿务总局，他虽不在其中任职，但“矿务一切为其主持”。“改革发原（源）于湘，散源（原）实主之”，这是欧阳竞无的说法。有人甚至说，湖南一省政事，“隐然握诸三立手，其父固信之坚也”。
湖南新政因时势而成，是一批有热情、有才干、有追求的人物因缘际会造成的，陈宝箴当然是中心人物，陈三立同样不可或缺，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称陈三立为湖南新政运动的幕后主持人，不是凭空的想象。正是他和黄遵宪、江标、徐仁铸、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梁启超这“一班活活泼泼的壮年名士”，聚集于湖南一隅，成为新政得以展开的一个重要条件。湖南学者邹代钧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盛赞陈宝箴“识见为当今所无也”，他们当时的计划是以湖南为天下富强之先，并与湖北的张之洞、谭继询联成一气，以撑东南大局。
在他们倡导下，“南学会”出现了，保卫局出现了，武备学堂出现了，算学堂、时务学堂出现了，《湘报》、《湘学新报》出现了。短短两年间，电线、铁路、轮船、电信、银行、矿务总局、银圆局、铸造钱局、官钱局、机器制造公司、电灯公司、火柴厂、煤油公司等新生事物不断冒出，而且疏通河道、建造港口，便利航运，种桑公社等农工商业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从改革书院到改革币制，从教育、新闻到实业建设，湖南新政兴盛一时，生气勃勃，开全国风气之先。
1897年成立的“南学会”，一方面培养老百姓的政治参与意识，一方面普及教育新知，常常用演讲的方式介绍新知识，内容涉及学术、政教、天文、舆地等，听讲时可以发问，可以辩论，学会还有图书馆，人人可以借书。和民众接触最深的就是这个“南学会”，特别是那种通俗讲演，当时的少年范旭东（以后成为实业家）几十年后仍记得：“那时候年纪很小，住在乡下读书，只见到过一回。那天，上述各位，到的不少，都是坐在台上，讲演的时候，也不站起来，声音很小，又是文言，我一点不懂。我记得我只看见他们坐着摇扇子，仿佛还有一位抽着水烟，……不要笑他们腐旧，要知道那时候，凡是官府出门，就要鸣锣清道，排场十足。他们这样不同流俗，降格相从，和民众接近，的确下了最大决心。如果不是真正读通了书，而且有为国为民的心，决做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