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年轻读书人如梁启超辈，读到龚自珍的文字，如受电击。也正是康有为、梁启超、陈三立、张元济、谭嗣同……这一代读书人登上历史舞台，我们才开始真正踏上与“衰世”告别的道路。史家蒋廷黻说，鸦片战争没有惊醒中国，依然昏睡，现代化进程至少耽误了20年，我以为如不是从技术、器物层面看，而是着眼于制度文明的变革，至少耽误了半个多世纪，几代人的时间。康是1858年出生的，梁是1873年出生的，历史要等到他们出现才有了点新气象。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纵英才，有手挽狂澜的本领，关键还是他们生逢其时，至少他们一度报国有门，其时满、汉之分的观念已渐渐淡薄，经过满清几百年统治之后，满清皇族已汉化得差不多了。他们接受孔夫子以来的文化，康雍乾时代那样的文字狱也日渐远了。读书人的国家民族观念在鸦片战争后半个多世纪日益高涨的危亡感中渐渐萌生。对清廷来说，甚至对中华民族来说，这都是千载难遇的改革良机。把握住了，我们的民族就可能很快摆脱“衰世”，顺利完成文明转型，闯过充满急流的历史峡谷。
在康有为们的奔走呼号之下，才有浮出水面的维新思潮，这其中也有李提摩太等异国传教士的推波助澜。《万国公报》对一代优秀中国人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一场空前的戊戌变法呼之欲出。
1898年，而立之年的光绪帝确是历史上难得一现、有抱负的青年君主，但他手中没有足够的权力，至少没有改写历史、扭转文明航向的实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败无疑，如果参与维新变法的大臣志士运筹好了，稳健地推动渐进的变革，逐渐化劣势为优势，虽说成事在天，毕竟是谋事在人。从当时的情况看，论天时，在危机感笼罩之下，为民族谋出路，深得人心，许多士大夫都支持变革，甚至慈禧太后一开始也并不反对变法，否则，一百天的变法都不可能；论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陈宝箴这样坚定的维新派，湖北的张之洞、谭继询也基本上支持变法，其他地方在观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时日，也并非不能跟上来；论人和，皇帝站在了变法的中心，有一部分大臣，许许多多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都站到了这一边。因此不能说变法就注定了失败。历史没有命定。现在有人提出，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谋不臧”，康有为他们急于求成，鲁莽急进而不是稳健渐进，导致慈禧太后老脸一怒，整个局面翻盘。这一说法未尝没有一点道理，但是把主要原因归到他们身上也不合乎历史事实。
发生在110年前的戊戌变法，我们以往了解的情形基本上是从康有为、梁启超笔下来的，主要代表了他们这一派的说法。因为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殉难，康、梁亡命海外，继续举起维新、保皇的旗帜，赢得了海外华人和国际舆论一边倒的同情。一句话，他们赢得了书写、解释那段历史的主导权。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当事人陆续离世，拥有很强的宣传能力和天生懂权谋的康有为，加上“笔锋常带感情”的得意弟子梁启超，他们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放大。我们从历史教科书中获知的戊戌变法几乎就是以他们为绝对主角的，连主动变法的光绪帝都成了陪衬。其实，历史从来是合力构成的。
近些年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作过许多努力，越来越多有关戊戌变法的历史细节被挖出来了。大量可靠的史料可以证实，康有为确是维新运动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者，但并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么重要，比如密诏不是写给他的，而是他自己伪造的，比如所谓1300多举人联名“公车上书”并非事实，尽管他起草的那份文稿还是所有上书中最精彩、最有分量、最激动人心的。诸如此类的史实已变得清晰起来。
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一共103天，百日维新虽昙花一现，但光绪帝下达的新政诏令就有100多件，几乎每天一件，雪片一般飞到全国各地，涉及经济、教育、工业、商业、农业、行政等各个方面，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就是要认真执行也来不及，何况多数地方还在观望中。（到9月22日，北京政变已发生，开缺回原籍江苏常熟的翁同龢在日记中说：“自明发皆归电报后，络绎纷纭，新政焕然，目不暇接。”第二天，他读到21日的电传阁抄，才知慈禧太后已再次垂帘。）
当时全国18行省中，大概只有陈宝箴主持的湖南，变法沼令才真正得到了落实。其实，湖南新政的启动比百日维新还要早几年。这一变革求新的尝试局处一隅，意义却非同小可，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教育、舆论等方方面面，从矿业、工商业到金融业，都有新的创举。这样的大手笔，在晚清中国，没有一个时期，没有一处可以与湖南相比。近代史家张朋园的《湖南早期的现代化》对此评价极高。也许后世的人们知道陈三立其人大抵是因为他的旧诗，确实，他后半生以诗名世，而追溯往事，1898年被革职之前的陈三立却是一个新人物，一个文采风流、推动新政的翩翩佳公子，与成仁取义的谭嗣同齐名。正是他辅佐其父陈宝箴将湖南新政搞得生气勃勃，到戊戌年已有一定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