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荐陈寅恪来清华令吴氏深感“费尽气力”与“难哉”！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陈寅恪放洋十数载而未得到一顶硕士或博士帽子。正是缺少了这几顶象征学问层次阶梯的高帽，才让好友吴宓“费尽力气”。假如陈氏有一顶博士帽子戴在头上，清华聘请之事就顺利得多，至少无须举荐者多费口舌与力气。王国维与梁启超二人由于其本身的资历与在学术界光照日月的声名，另当别论。而与陈几乎同时就聘的导师赵元任和讲师李济都是极好的例子。由于赵、李二人皆为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且在国内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名声，故曹云祥很快拍板定案，荐举者仿佛是异乎寻常地轻松。为什么吴宓在“费尽力气”之后终于让陈寅恪走进了清华园，而同时荐举的其他几位学界大腕却名落孙山？这就涉及王国维与梁启超同心协力的相助了。
据清华研究院第三届学生蓝文徵回忆说，梁启超曾亲自向校长曹云祥面荐过陈寅恪，当时的情形是，“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47】。--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的入校经过。
这段妙趣横生的梁曹对，是蓝的再传弟子陈哲三记录的，内中是否添加了枝节不得而知，但蓝文徵本人曾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文中言及：“梁先生以陈寅恪先生于欧洲诸国语文及梵文、巴利文、蒙、藏、满文等修养极深，提请校方聘为导师，时陈先生正在欧洲，明年五月始到校。”【48】结合吴宓的日记看，这话是大体不差的。
得益于陈寅恪家族在晚清社会的特殊背景与影响，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王、梁、赵等三大导师，都与陈家有着一段交往渊源。出身江苏阳湖的赵元任家族虽与陈家无直接瓜葛，但赵的夫人杨步伟家族却与陈家属于旧识；而王国维与梁启超皆陈家旧识并私谊甚笃。王国维与陈寅恪均受过晚清大学者沈曾植（1850-1922）的指导与影响。沈是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郎中、江西广信、南昌知府、总理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光绪二十一年，沈与康有为等开强学会于京师，主张维新，曾受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主讲两湖书院，清亡后为遗老，寓居上海。此人学识渊博，智知超群，早年通汉宋儒学、文字音韵，中年治刑律，治辽金元史、西北南洋地理，研究佛学。同时又探研明心经世之学，提倡学习西欧科学知识，以利中国维新事业，曾有《蒙古源流笺证》、《元秘史笺注》等学术著作几十种传世。1915年，王国维经古文字学家罗振玉引识沈曾植，后二人情谊甚笃。沈氏为陈寅恪父执，与陈三立酬唱密契，作诗吟赋，为儒林称道，二人共为“同光体”诗派领袖。作为晚辈的陈寅恪对沈氏学问、人格极为崇敬，在国内的几年，不时向其求教问难。陈寅恪后来从事梵文、西北史地、蒙古史研究，并取得卓越成果，与沈氏的影响颇有关系。正是通过一代大儒沈曾植的引荐，王国维与陈家父子两代相识相交并成为好友。陈寅恪游学巴黎时，曾专程拜访过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其引介之人就是王国维。【49】
梁启超不仅是陈家旧识，且与陈寅恪祖父宝箴、父亲三立、长兄衡恪祖孙三代交谊笃厚。前文已述，1897年，也就是戊戌（1898）变法的前一年，已有才名的梁启超受湖南巡抚陈宝箴与助手陈三立之聘，出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从此，梁氏与陈家结交，并有机会对祖籍义宁陈氏的家学有所了解并深为推崇。1924年，梁启超夫人李蕙仙去世，葬于北京香山卧佛寺东面小山，梁启超曾想让陈三立为之书写墓碑碑文，后因故作罢。
正因为陈寅恪与王、梁二人有如此渊源和交情，才有了二人助陈寅恪来清华国学院任教的一段奇缘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