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朱家骅主持中山大学校务后，极富远见地预感到自己发迹的时代到来了，于是雄心大发，锐意整顿，大肆扩充院系规模，聘请有名望的教授到中大任教。为了充实即将改制的文学院师资，也顾不得以前对文科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偏见和恶感了，极欲物色一位“对新文学有创造力，并对治新史学负有时誉的学者”，“来主持国文系和史学系。”【49】正在朱家骅苦苦寻觅之时，忽闻赵元任等海外归来的好友，连同蒋梦麟等北大同事都提及傅斯年，并谓此人在欧洲几年学业大长，尤其是文史之学，无论是内功还是外力，都修炼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绝妙境界。尤其令人惊喜的是，傅氏即将归国一试身手，原想聘请的北大已经散板儿，傅氏去向不明。得知这一消息，朱家骅猛地想起当年沈尹默在北大校园对自己说过的话，认为傅氏以深厚的国学功底，海外求学七载，如能刻苦攻读，修成正果是可能的。在感慨了一番世道无常，确有可造化之人杰后，便向中大校委会委员长戴季陶、校务委员顾孟余二元老作了汇报，拟聘傅到中大主持国文、历史两系事务。顾孟余早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回国后任北大教务主任，是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对傅有些了解，且大有好感，趁机在戴季陶面前帮朱家骅讲述了一通傅斯年才高过人之处。戴氏一听这位原大清王朝首位状元之后、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现已在海外成了比“海龟”还要厉害的巨无霸式的头号“大鳄”，于是深表赞同，嘱朱尽快与对方联系，以免延误时机，让其他学术机构捷足先登，使这一难得的“大鳄”落入别人的网中而不得。
朱家骅得令，立即着手与傅斯年联系，当得知傅正在驶往国内的轮船上时，越发密切地关注着傅斯年的动静。于是，装了一肚子西洋墨水，今非昔比的傅斯年刚刚在香港岛晃晃悠悠地登陆，就收到了朱家骅亲自派人送来的聘书，此举令他深为感动。
傅氏在回国前已有耳闻，此时的广州得西洋风气之先，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轮番兴起，各色大旗不断变换。随着国民党北伐的节节胜利，作为国民政府的龙兴之地，看上去很有点生气与活力，是可以干一番事业的地方。接到聘书的傅斯年当场拍板，表示愿意应聘，但先要回山东老家拜望老母。待一切谈妥之后，傅斯年回山东聊城小住时日，于同年12月携胞弟傅斯严（孟博）来到广州中山大学出任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长）暨国文、史学两系主任。
这一年，傅斯年31岁，正是他放洋之初对北大新潮社同仁所界定的过30岁再服务于社会的年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