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金刚”中的老五尹焕章在安阳发掘之后，被河南古迹研究会留下来帮忙，压根没到长沙，也就不存在走与留的问题了。老六祁延霈是山东人，家乡已沦陷，家人已流亡到重庆，他决定到重庆寻找亲人。老七胡福林（厚宣）是河北人，家乡属于最早沦陷的一批，两眼茫茫已无退路，到前线战场跟鬼子真刀真枪地拼几个回合，来个刺刀见红，胡氏既没有胆量，又不情愿到沙场送死，只好表示跟着所走。
老八王湘是河南南阳人，家乡尚未沦陷，但他年轻气盛，好勇斗狠，属于典型的愤青一族，平时经常与流落到长沙的大学生在茶馆酒肆吃吃喝喝，拉拉扯扯，发表一些“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众人皆醉我独醒”之类惊世骇俗的豪言壮语。当时长沙临时大学曾布告学生，凡愿服务于国防机关者，得请保留学籍，并得由学校介绍，张伯苓还担任了临时大学的军训队队长兼学生战时后方服务队队长。据蒋梦麟在他的自传《西潮与新潮》中说，有了这一战时规定，临时大学共有350名以上的学生满腔热血投笔从戎，或参加了各种战时机构（南按：北大校史记载共295人）。--这是后来西南联大学生大批参军的先声，也是这些青年学子们人生悲剧的开端。王湘受这股风潮的影响，决定跟随临时大学的学生到前线参加抗战，与鬼子真刀真枪地干上几个回合，来一个“我以我血荐轩辕”或“头颅掷处血斑斑”。既然王湘本人有这份热血与激情，乐意提着脑袋在战场上抵挡日军的指挥刀，其他人只能以“很好，不错，是个站着尿的”等等话语表示赞许，并未挽留，一样地随他去了。
老九高去寻，河北保定人，家乡的锅灶早变成了日本军人喂马的马槽，万般无奈中，决定与史语所共存亡。老十潘悫，被内定为古物押运人员，自然不能离去。如此一来，在“十大金刚”中，除一个尹焕章原本留在开封外，有“五大金刚”要走，只有四个留下，整个史语所考古组的骨干人员，将走掉一半。这个数字与结果一旦成为定局，每个人心中都蒙上了一层难以言表的悲怆、苍凉的阴影。
去留问题在吵吵嚷嚷中好不容易拍板定案，天色黑了下来，梁思永与李济决定史语所三组全体人员到长沙颇为有名的酒肆--清溪阁举行告别宴会。据李济等人回忆，这清溪阁，乃长沙一小有名气的湘菜馆，兼营面食，门店位于八角亭鱼塘街街口。该店所售“卤子面”以碎香菇、金钩及海鲜余料为码，且码多，鲜味异于常家，深受食客的欢迎，为各方人士云集之地。只是当时的店主没有想到，后来清溪阁名声远播，尤其是扬名于海峡两岸学术界，并不是因其所售“卤子面”突然发生了核裂变式的物理反应，引起了世人的警觉，实因与文化史上一件不可忽视的事件--此次史语所考古组同仁前来聚会有关。正是有了这一意义非凡的聚餐，才使它有幸在中国文化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丝印痕。
这个晚上参加的人员，除“李、董、梁”三巨头“和“九大金刚”外，还有几位技工。由于人员较多，一室分成两桌围坐。此时，众人的情绪都有些激动，悲凉加忧伤无形地袭上心头，菜还没有上桌，几个年轻人就开始叫酒，并很快喝将起来。“三巨头”的酒量都不算大，只能勉强应付。而年轻又经常下田野刨坟掘墓的几个北方汉子，如王湘、刘燿、石璋如、祁延霈等，倒有几分中原好汉与山东响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气。待把各自面前的酒杯倒满，几条汉子就迫不及待地招呼开席。
众人端着酒杯站起来，“九大金刚”面色严峻地相互望着，齐声呼喊“中华民国万岁！”各自举杯，一饮而尽。第二杯酒端起，众人皆呼“中央研究院万岁！”一饮而尽。第三杯酒端起，再呼“史语所万岁！”，又是一饮而尽。第四杯喊“考古组万岁！”第五杯是“殷墟发掘团万岁！”第六杯喊“山东古迹研究会万岁！（南按：该会最早成立，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都是常务委员）”，第七杯是“河南古迹研究会万岁！”，第八杯是“李（济）先生健康！”，第九杯是“董（作宾）先生健康！”，第十杯是“梁（思永）先生健康！”，第十一杯是“十大金刚健康！”。[20]如此这般痛快淋漓地喝将下去，有几位年轻的“金刚”从历代酒场上具有规律性的“和风细雨--窃窃私语--豪言壮语--胡言乱语--默默无语”等五级台阶，猛地一下晋升到“胡言乱语”的台阶上来。在一派群情激昂，张牙舞爪的觥筹交错之后，王湘、祁延霈、刘燿、石璋如等表现最勇猛的“四大金刚”，端着酒杯各自摇晃了几下，眼前发黑，腿打哆嗦，一个接一个“扑通、扑通”倒了下去，霎时进入了酒场中所谓的“默默无语”、人事不省的“最高境界”。
第二天，刘燿、石璋如等“五大金刚”从沉醉中醒来，各自收拾行李，含泪作别史语所同仁，离开长沙，星散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