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溪阁醉别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走后不久，战场局势进一步恶化，前线传来的消息已到了令每一个中国人都顿足捶胸，揪心裂肺的程度。
12月5日，日军开始围攻南京，中国10万守军在司令官唐生智总指挥下拼死抵抗，伤亡惨重但未能阻止日军的凌厉攻势。延至10日，强悍的日军以精锐部队和配备优良的武器同时进攻雨花台、光华门、通济门、紫金山等战略要地，切断中国军队的后路，南京守军10万将士在血战后不支。危急时刻，蒋介石命令著名战将顾祝同向唐生智传达弃城突围，全军沿津浦路北撤的命令。由于日军早已切断了后路，只有参战的六十六军、八十三军少数部队突围成功，多数将士被困于城郊未能及时渡江而遭日军阻截枪杀。
12月13日，日军攻占了中国首都南京，这座散发着浓重的脂粉与墨香气味的六朝古都，顿时淹没在鲜血、呻吟与绝望的哀号之中。放下武器的国军官兵被集体屠杀，30万手无寸铁的无辜市民遭到杀戮，日本天皇的军队像出笼的野兽一样在大街小巷疯狂强暴泪尽滴血的妇女。连续四十余日的屠城，横七竖八的尸体满目皆是，扬子江成为一条流动的血河，整个南京笼罩在“天雨粟，鬼夜哭”的阴霾恐怖之中。
消息传出，举世震动。大海那边的日本国民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纷纷叫喊着拥上东京街头，施放焰火，提灯游行，欢呼着“战争就要结束，中国已被无往不胜的大日本皇军全面征服”等等口号。整个日本四岛大街小巷灯火闪耀，人潮涌动，许多人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此时，全世界每一个关注中国命运的人，都感受到了1937年隆冬那来自远东地区强烈的震撼与滴血的呼喊。
紧接着，杭州、济南等重量级省会城市于12下旬相继陷落。
由于平汉铁路沿线保定、石家庄、新乡等军事重镇相继失守，长江沿岸上海、南京、芜湖等地区陷落，骄狂的日军开始集结精锐部队，沿长江一线大规模向西南方向推进，地处两条干线交汇处的军事要镇武汉三镇，立即成为中日双方瞩目的焦点和即将进行生死一搏的主战场。
12月14日，蒋介石由江西抵达武昌，紧急布置军事防务。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加紧了武汉大会战的策划和兵力集结。与此同时，日本内阁与大本营召开联席会议，提出对华四项新的和谈条件：中国放弃抗战；承认满洲国；设立非武装区；对日赔款。
12月15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会议情况是 ：“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12]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原本就对抗战信心不足，此时大放厥词，散布战败亡国论。次日，他向蒋介石提出，“想以第三者出面组织，以为掩护”云云。此时汪精卫企图抛弃抗战国策，在国民政府之外另树一帜，号令诸侯。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也顺胡溜须地从“倾向和议”变为“主和至力”。[13]
面对一堆饭桶与软蛋们的嚣叫与哀嚎，蒋介石瞪圆了双眼，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哪怕只剩一兵一卒也要战斗到底，誓死不降。为增强军民抗战信心，12月17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号召全国军民放弃一切和谈幻想，坚决地、不能有丝毫动摇地团结抗日，并公开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谓“中国持久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之国土从内到外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致敌于死命。……最后胜利必属于我。”[14]这是中国政治军事高层最早公开提出对日采取持久战争以赢得最后胜利的伟大的军事战略构想。
12月29日，蒋介石顶着汪伪投降派与一切悲观主义分子的强大压力，下定破釜沉舟之决心，与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谈话，再次以强硬的姿态重申日本所提出的四项和谈条件是“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自无考虑余地，并应坚决表明，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15]--这是1937年蒋介石在中国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刻最后一次重要谈话。此时的蒋公再次以哀兵必胜的悲壮之情，明确表达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坚定信念。这一信念与政治策略的意义，正如著名史家、外交家、原清华大学教授、曾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的蒋廷黻所言：“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委员长慎重避免任何刺激日方的行动。他比别人更清楚对日战争的严重性，无论是物质方面的或是人员方面的。战争一旦开始，他从未表示他要接受日方所提的和平条件……他认为在那个军事节节失利的非常时期来谈和，一旦失败，必致影响士气。即使和谈能够成功，也只能达成一种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因而，“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直到今日，仍不知道蒋委员长在八年抗战期间一柱擎天的力量。”[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