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大伯家共有八个子女，你简直想象不出来这么多孩子是怎么活下来的，尤其是“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其中的辛苦真是不足为外人道。有一年他的发成哥要跟别人相亲了，可是对方嫌男方家里穷、人口多，房子也不是瓦房。于是大伯就领着老老小小一家人每天去搬石头、砍木头，一片瓦一块砖地硬是搭起了一所简陋的房子。
盖房欠下了一笔巨债，一家十口平常还得吃喝过活，那时候种一天地只能赚一毛钱，怎么办呢？阎连科写道：1949年10 月1 日，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宣布说，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在新中国成立了二十多年后，一个北方乡村的农民站在他们一家人用血汗盖起来的三间瓦房门口，对着他的六男二女的孩子们说：“房子是盖起来了，债也欠下了。人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欠，唯独不能欠的是人家的债。从明天起，我们一家人都去拉石头、卖石头，尽快把欠人家的债务还上！”
这是一些再简单不过的做人道理。父辈们就是这样，他们都不是什么有文化的人，甚至连字都不认识多少，却有着最简单分明的是非观。他们教育子女的方法在今天看来也很不科学，比如怀疑自己儿子偷了人家东西，就不分青红皂白先暴打一顿，打完之后看儿子还是坚决不认罪，才想到去问问清楚，到晚上确认他果然没有偷，便“叹一口气，摸摸他的头”。这样一种教育方法也许很不文明，但是阎连科却说，他现在多么盼望父亲再好好打他一顿，从前父亲每次这么打他，他都觉得非常踏实。
书中还提到他的大伯好赌，也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心地非常宽厚。当年，大伯有个孩子去部队当兵，不知道为了什么，一个月之后就上吊自杀了，而且隔了大半年部队才敢让家里知道消息。这其中肯定有问题，他去问大伯怎么追究这件事：“‘铁成弟的事，就这样了结了？’大伯望着我，沉默了长天长地后，用很轻很轻的声音说：‘去部队告他们，我知道会有人受处分，会把有的军官撤了职。可你弟弟死了，还能告活吗？处分了那些人，把那些军官撤职了，可那些班长和军官我问了，也都是从农村参军参到那里的，也都是家里无能无耐的，才不得不参军参到新疆的地界。人人都是从农村参军奔政治前程的人，你弟已经不在了，我们就别去毁了那些人的前程了。’”
这就是他的父辈，也是阎连科决心一定要记录下他们那一代人的原因。他前几年去世的四叔，从前在城里的水泥厂打工，看起来日子过得比较鲜活，到老年回到农村才发现自己是漂浮在半空的。他在城里打工的时候，城里人不把他当城里人；他偶尔从城里带一件好衣服回来送给农村的侄子们穿，家乡人又觉得他真是城里人。
城里人把日子叫生活，乡村人把生活叫日子，看上去似乎是对同一种事物的不同说法，本质上却有着天壤之别。日子是一天又一天，天天都一样，人在单调乏味中无奈地消耗着生命；而生活给人的感觉则是丰饶富足，有色彩、有人气、有宽阔的马路、明亮的路灯……然而到了最后，一个真正懂得了怎么去过日子的人，都是怎样一些顶天立地的人啊[1]。
（主讲 梁文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