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安贫、知足、惜缘、惜福、能舍，信仰就是母亲一生最深厚的财富。而端庄的威仪、当仁不让的勇敢，则可说是她与生俱来的两种特性吧！
可能是受到外婆的身教的影响，母亲一生都注重威仪，“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站着，她从不晃动身体，坐下来绝不跷腿，而且一生从不倚靠椅背，即使坐在床上，也不倚靠枕头、棉被。
近年来，我有能力孝养她，就为她备置一套沙发靠椅，希望她可以坐得舒服些，但是多年来从未见她使用过。
不管何时见到母亲，她总是衣着整齐。对于衣服，无论如何破旧、缝补过，她都不计较，但是一定要穿着整洁。这些年，慈庄、慧华等人很热心地为她添置了许多新衣，但是她从不轻易更换，母亲念旧与惜物之情，可见一斑。后来我又发现，母亲不重视外形，只重视心意。有一次，我陪伴着她走到西来寺，我说：“母亲，我们今天改走后门，上去比较近。”母亲回答：“上等人，主人迎上门；中等人，有人接待人；下等人，求人都无人。前门后门不要紧，只要到了西来寺可以看到人。”
在西来寺的佛殿，我说：“我来点香给您拜佛。”母亲回答：“不要紧，佛祖哪里要我们的香？哪里要我们的花？佛祖只要我们凡夫的一点心。”
和母亲在一起，通常都是她在演说佛法，我在旁洗耳恭听。有一次我讲《金刚经》，不知道母亲就坐在后面听，等我下来了，她批评我讲得太高深了，怎么可以告诉大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呢？“无我相”倒也罢了，如果“无人相”，心中眼中都没有他人，还修什么行呢？
我听了母亲这一席话，哑口无言，同时也领悟到母亲坚持要“有人相”，正是我努力推行人间佛教的批注。
母亲无论说话、走路，向来是安详有序。即使天大的事情发生，她都不乱方寸。许多在佛教学院受了多年教育，后来又出家受戒的徒众，都万分敬佩母亲这种与生俱来的威仪、风范。
母亲一生历经许多战争、多次的悲欢离合，几度面临国破家亡，我们兄姐弟四人，没有人看到过母亲掉眼泪。
七七事变，日军在卢沟桥发动战争。这一年冬天，战事蔓延到南京，母亲站在扬州的一条公路上，看着自己的家遭到日军恣意的焚烧，当时还年幼的我，紧紧跟随在她身边，亲眼见她若无其事的样子。就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军部队极力搜寻壮丁，几乎每天都要应付好几次这种事情。当时二舅刘贵生正好在我家，那天又来了一批抓壮丁的人，二舅立即到厨房的稻草堆中躲藏，可惜一条腿露在外面，还是被拖出来带走了。过了一两天，母亲找到了当地的警察局局长，提出申诉：“我兄弟上有老母，如果你抓走了他，一家孤儿寡母，生活无人负担，只有统统到你家生活。”那位警察局局长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很快释放了二舅。旁人见了这一幕，以为母亲是有办法、有后台的贵夫人，朝她面前一跪，请求搭救亲人，后来竟也让她救了出来。
这类事情很多，母亲也以此自豪，但有一次却发生人命关天的无妄之灾。一位母亲尊为义父的邻居，竟然在家里被水桶的绳子一绊，跌了一跤，死了。这家姓解的邻居家贫，无力负担丧葬费，有人建议母亲设法代买一副棺木料理后事。母亲当下点头同意，并即刻搭船上街去备办所需。
谁知解家的儿子解仁保，竟找了很多人将尸体抬到我家里来，说我家打死人了。人多口杂，一下子闲言四起，群情哗然，议论纷纷。当时正是盛夏季节，家家户户的农田都缺水，经常发生抢水事件。被水桶绳绊死的人，被说成是因抢水被人打死，许多人也就顺理成章地相信了。
扬州派了很多人来验尸，母亲在回程的船上听说这件事，立即将棺木、寿衣退回，准备面对这场官司（由于这起事端，后来尸体直至腐烂、滴血，仍无人闻问）。当晚家里来了好多人，要把父亲抓走。当时年幼的我，被这扰攘的声音惊吓得躲在床下探看，不敢出来。父亲被逮捕送到扬州。两天后，父亲经过初审回来了。随后案子被送往苏州高等法院审判，父母亲是被告，所以都去了苏州，而原告解仁保不知何故没有到庭。可能因为苏州是个大城，而邻居解家诬告我们，原来只希望图个小利，没想到现在却要备办经费，万一输了，后果更是不堪设想，所以他缺席了。
法官问母亲：“原告为何没来？”
母亲答：“不知道。”
法官再问：“人是你们打死的吗？”
母亲答：“不是。”
由于母亲神态自若，不像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所答也都清楚明了，所以当下被宣判无罪。
后来母亲一生都很自豪于“很会打官司”。
我出家以后，在佛学院读书，母亲还热心地托我为解仁保找工作，一点都不以当年解家的诬告为忤。母亲实在是位宽厚、豪爽的女中英雄。
战争期间死了好多人。有一次，母亲走路时居然踢到躺在地上的一个阿兵哥，阿兵哥还活着，母亲宽慰他：“你不要动，让我来帮助你。”说完立即回家，找了一块门板，并且请邻居将这位阿兵哥带到后方。过了一段时间，我还亲见这位阿兵哥升了官，身上带了一把手枪，到我家来感谢母亲的救命之恩。
在这样的枪林弹雨中讨生活，我们这些不知人间悲苦的战争儿童，无聊时，常在一场战役过后，跑到战场去，以点数死人为乐。母亲虽然三令五申警告我们兄弟不准去，我们还是有一两次溜去。有一次，在牌桌上，母亲听说有两个小孩在点数死人时被临时引爆的炮弹炸死了，她立即匆匆忙忙出来寻找，见到我们安好无恙，才放下心来。这是我记忆中，母亲最着急紧张的一次。
前几年，我在南京雨花台，李先念先生公子的居所附近买下一个精舍，环境十分清幽，我请母亲安住于此。许多信徒从台湾赶来探望母亲，比如，台湾省生命线的创办人曹仲植居士、为善长乐的电视制作人周志敏居士、“立法委员”潘维刚小姐、“小王爷”陈丽丽小姐、企业家刘昭明居士、作家符芝瑛小姐等。母亲好客，总是欢喜热情地招呼大家。一本数十年的传统，家中若有六个人，必定预备八个人的饭菜，免得客人远来，临时张罗，让人家久等。每天一早，家里必定预备一大壶茶，以备客人一到，立刻可以奉上。有一次我回家探亲，家里来了子子孙孙好几十个人，一齐围绕着她。母亲愉悦之情溢于言表，她说：“万朵桃花一个根。”母亲就是这样一个重视家庭伦理的人。
一九八九年，母亲第一次在西来寺过年，我陪伴在她身边。说起当年她嫁给父亲，只凭着外婆的一句话——因为父亲是个忠厚的老实人。父亲曾经营过香烛铺、成衣店，但都经营不善，家里的田产也都赔了进去。唯有经营素菜馆时，一流厨艺受到远亲近邻的赞美。在中日战争南京大屠杀时，父亲失踪。当时未满四十岁的母亲，带着十二岁的我到城里寻找父亲。路过栖霞山时，无意之中，因为一句话，成就了我出家的因缘。我曾问过母亲，当时怎么答应我出家呢？母亲说：“我看你是一个有前途的孩子，母亲没有力量培养你，你能在佛教中读书上进，有什么不好呢？”真感谢母亲开明的观念。
母亲受人点滴之恩，都是涌泉以报。当年唐山大地震，她唯恐受波及，不得不由扬州前往上海表兄家避难，暂住数月。我和她相逢这十八年来，她不断地要我给表兄家送去收音机、电视机、电冰箱等各种物品，以答谢当年表兄的收容之恩。由于母亲重视怀恩报德，后来我在佛光山台北道场、佛光山台南讲堂等处都设立了“滴水坊”，就是取源于母亲“滴水之恩、涌泉以报”的精神。
常有人赞叹与我说话如沐春风，心开意解，但是在母亲跟前，我几乎没有说话的机会。只要母亲开口，大家都自然地屏息倾听，往往从三皇五帝定乾坤开始，一直到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乃至邓小平、江泽民等，她都能津津乐道，侃侃而谈。
有一次，我到大陆去探望她老人家，一阵寒暄过后，我打开皮箱，将送给母亲的衣物奉上。母亲看了说：“你买衣服给我，我也要给你一些东西。”说完，从枕边拿出十几双袜子放在我手中。我对母亲说：“我一双袜子要穿一两年，您买了这么多袜子给我做什么？”母亲回答：“儿子啊，你可以活到两百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