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湘：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利用这次非常有利的时机，对中国的国际战略有一个很好的布局。
陈志武：但更重要的前提是经济模式转型所需要的体制转型必须到位。如果这些不进行，后院没有管好，在国外的进一步运作也很难带来长久的、稳定的国力的上升。
提问一：您提到把全民所有制资产划分给民众，乍一听跟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很相似。我想问，在原有城乡二元对立的基础上，这样的举措会不会加大贫富差距，或者说有所改善？
陈志武：其实大家对休克疗法起到的作用有误解。俄罗斯通过“私有化券”做的人均一份的改革，实际上并不是形成后来寡头局面的根本原因。俄罗斯在1992年私有化券改革的过程中，并没有把每一个国有企业百分之百地分下去。像Gazprom，俄罗斯最大的油气公司，40%的股权按照当地的西伯利亚人多分、其他地方的俄罗斯人少分的原则分下去了，但是国家所掌握的股权仍然占到40%。到了1993年左右，很多公司财务状况亏损，逼得政府没办法，只能安排以债券换股权，让国有或者半国有企业从私人手里借钱，而且签约如果钱还不了，就用国有股份和资产做抵押，这样一来就为内幕交易创造了前提。有钱人把钱借给国有企业，最后企业还不了钱，剩下的国有资产就变成个人的了，导致后来出现寡头局面。
另外我还想强调，俄罗斯在1992年把国有股份分给老百姓的时候，民众还很少有证券交易的经验。而今天的中国有1亿多“基民”，几千万“股民”，股票市场从1990到现在有二十来年的运作经验。这些证券市场的经验为我讲到的“国民权益基金”的建立和“民有化”的改革提供了当年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更何况我们还有监管体系、司法体系、律师行业、审计行业等，支持基金运作的操作体系已经基本具备。
［1］俄罗斯在国企私有化改革过程中，将苏联七十四年间积累的国有资产经过估价，按1.49亿人口，每人1万卢布，无偿转让给每个公民。每人只象征性地支付25卢布，即可领到一张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购买企业股份或住房，或委托给投资基金，该券不记名、不挂失，可转让和兑现。
王鲁湘总评:中国历经三十年经验式的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济模式，但这背后也隐藏着许多制度上的矛盾。中国目前已经到了重新审视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时刻，金融危机也许提供了一个经济与社会转型的最好时机。只有变“国富民穷”为“民富国强”，才能完成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华丽的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