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每个人都曾在某个时候有过这种无助感，就像一架轰鸣着穿过云雾的班机上一个被安全带绑缚在座位上的乘客，对大事完全不能掌控。商人在为来年编制预算，或者在签订一份长期合同；年轻恋人在计划结婚；大学生在琢磨是不是继续上法学院——他们很可能全都觉得：自己所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带有一个含蓄的附加条款：“除非所有可怕的爆炸物都被拆除了。”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提出下面这个论点（就像我在本书中所做的那样）：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我们已经在整体上使得美国成为一个更适合生活的地方，他几乎都能听到一句愤怒的回应：“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在这段时期里，我们所成功地做到的一切，只不过是从一个确信的时代，走向了一个永远紧急的时代。”对世事难料的恐惧，影响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这一情形最严重的，莫过于最近几年。
在1938年那篇毕业典礼演说中，我曾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恐慌以及在恐慌中产生的非理性观点的时代，在这段时期，人们总是在寻找替罪羊，以便有目标发泄他们对那些无形力量的怒火，正是这些无形的力量，使他们身陷于危险之中。自从苏联政府的侵略意图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变得越来越清楚之后——即大约1946或1947年——这样的事情也在发生。我们在寻找美国的替罪羊，好把我们目前的困境归咎到他们的头上，找出他们，惩罚他们，可能会让我们再次觉得安全。这种寻找是如此恐慌，如此非理性，如此持久，猜疑和恐惧又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激起了人们这样的想法：美国人在20世纪中叶这些年面对着一个让人不安的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是否能继续维护自由——那曾是他们最有价值的遗产。
这不仅仅是此时此刻的问题。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与有组织的共产主义之间的竞争将有可能持续10年、20年、甚或30年，不管这场竞争的烈焰是否会点燃一场全面战争。有些人说，大多数眼下健在的美国人，可能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这场竞争持续他们的余生。那将意味着持续不断的紧张、焦虑、不确定；以及持续不断的对这种紧张作出非理性反应的危险。
我们对替罪羊的搜寻，在近些年里所表现出来的特殊形式，首先要归因于美国共产党独特的历史和特性。在大萧条那些年里，有一些很优秀的、有公益精神的男人和女人陷入了美国共产党的圈套，在他们看来，它只不过是一个致力于激进行动以解决当时困扰国家的一些问题的组织。就算它跟苏联有什么联系，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不会对此感到太大的不安，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个时候的苏联几乎是一个可以找到治疗萧条的灵丹妙药的地方；除此之外，在1930年代晚期——直至1939年8月——苏联政府一直在跟民主国家携手合作，反对希特勒。就算美国共产党是一个秘密组织，就算它的成员总是卷入持续不断的欺骗，他们也只不过是把这些当作是一个从事无情战斗的团体所必不可少的东西，而天真地接受了。它的信徒并不算多，但他们当中很多人处在战略性的位置上：他们大多是知识分子，能够跻身政府部门或一些“前线”组织中的有影响力的位置，还有一些能够控制工会的劳工领袖。
正如我1940年在《自昨天以来》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事实上，很多年轻的反叛者之所以信奉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跟它打情骂俏——是因为他们把它看作是幻灭之路上的终点站。首先，你看到了现行秩序运转得并不好；接下来，你进而想到了改革……并认定，折中的办法不足以挽救美国；然后，你便抱有了这样的观念：除了革命也别无他法；而且，在这段旅程的终点，端坐着卡尔·马克思，要求你付出绝对的忠诚，有共产党在发誓要彻底扫除美国生活中一切可恨的东西。找到路的终点是多么受欢迎的事，把你所讨厌的每件事情都归咎于资本主义是多么容易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