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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一群社会学家完成了一部厚重的研究美国生活的著作，他们称之为《最近的社会变化》（Recent Social Changes），在这部书中，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对未来美国人口可能的增长做了一些谨慎的估计。该书指出，增长率看来正在放慢，他们估算，“目前趋势的延续”将会使1940年的人口达到1.32亿或1.33亿。结果表明，他们的估算还不算离谱；当1940年过去的时候，实际数字被证明略小一些——想必是由于大萧条的原因——不过也仅仅是小一点点：131,669,275人。但同样是在没有把握的基础上，社会学家们也对1950年作了预测，而这一回，他们错得有些离谱。他们预计，1950年的美国人口将在1.405亿至1.45亿之间（你想必会同意，这个数字已经给误差留下了相当大的余地）。1950年的实际数字是150,697,361人——比他们估算的最高值还要多出500万。有一次巨大的、意料之外的、令人惊讶的增长。
这次增长的主要原因是，1940年代的出生率有一次大幅度跃升。把这仅仅归因于“战争与繁荣”——就像有些人所做的那样——似乎过于简单；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带来这么大的膨胀，而且，在更加繁荣1920年代，出生率非但没有上升，反而略有下降。然而不可否认，征兵条例的相关规定（让有孩子的丈夫延期入伍）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年轻人在面对经年累月的分离——甚或是生离死别——的前景时，自然倾向于赶忙结婚。还有一个因素是，从部队的非家庭生活退伍回来的年轻男人，以及一直等待他们的女孩，都热切地希望在退伍安置费和《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帮助下，尽快开始享受家庭生活。在战争和关于战争的传闻似乎危及一个人的事业、并威胁到他的生命的时候，不仅有极力抓住任何能够得着的满足这样一种人性化的需求，而且还有这样一种渴望：想对未来做出某种贡献，想让自己的血脉永远延续下去——或者，即便不是明显的渴望（因为大多数生育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意外的），至少是暂时弱化了不延续血脉的决心。
无论如何，在经过一次长期下降之后，出生率在1930年代一直徘徊在17‰或18‰左右，然后增长到了1942年的20.9‰和1943年的21.5‰；接下来下降到了1944年的20.2‰和1945年的19.6‰（此时，有成千上万潜在的父亲身在欧洲，在太平洋诸岛上，或者在茫茫大海上）；再接下来，又突然增长到了1946年的23.3‰和1947年的25.8‰——这之后，又下降到了1948年的24.2‰、1949年的24.1‰和1950年的23.5‰。
毫无疑问，这里有一种对战争的混乱和杀戮的非常有趣的反应。它出现在这样一个时期，当时，那些更能说会道的知识分子似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生命的危险，个人在未知命运掌控中的无助，以及对人类努力价值的坚定信念的普遍下降，正把人类逼向绝望。出生率的变化，似乎让人们有理由怀疑，人们是否对未来不抱更乐观的态度。即使是在美国大学毕业生这一群体当中（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因为不愿意生儿育女而受到指责），生育率的趋势也是向上的；167所大学男女毕业生的记录表明，到1951年，1941届的毕业生所生的孩子，比1936届毕业生在10年之后所生的孩子更多。
家庭制度是否在美国获得了新生呢？这个想法，在有些人看来似乎是古怪的，因为他们那些注意到了下面这个事实：尽管结婚率——大萧条期间一直低落——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一直增长，直至1946年的最高点，但离婚率也是如此。不过，那时候的很多离婚，部分原因无疑要归因于悠闲时期对战时仓促结合的后悔。如果下面这个说法是对的话（正如一位愤世嫉俗者所说的那样）：亲近和机会是大多数婚姻的主要原因，那么，缺少亲近和机会太多就是很多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了。即便是在1940年代余下的那些年里，离婚率依然比战前那些年要高——比方说，1949年的离婚率是2.6‰，相比之下，1946年高达4.3‰，而1940年只有2‰，1930年是1.6‰，1920年是1.6‰，1910年是0.9‰，1900年是0.7‰——这或许证明了“婚姻应该持久”这一信念的不断衰微，但毫无疑问，结婚是可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