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曹操十三岁的时候，汉桓帝刘志驾崩了，距他他亲自指挥诛杀梁冀一族夺回政权八年。刘志死时三十六岁。
作为一个忍受十多年的压制和磨砺的有志青年，一个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较量并且凭借自己的果敢、智慧和领导才能取得最终胜利的年轻天子，开始的时候，刘志也想有一番作为，成为汉武帝、光武帝那样的一代明君。
刘志经常埋头于宫里的国家档案馆——兰台，翻出前代君王治理国家留下的档案资料认真学习。
在诛杀梁冀的那一年秋天，刘志草草处理完梁党的清查工作，虽然天气已经很冷，但他还是坚持在年内就开始了全国的巡游计划，第一站是西京长安。
来不及准备庞大的仪仗，天子的车队由虎贲和羽林卫士前后护卫着，缓缓离开了洛阳。桓帝下诏，凡是沿路所经过的县，每人赐粟三斛。汉代一斛为十斗，一斗粟约相当于今天的十三点五斤，一斛即一百三十五斤，三斛超过四百斤，基本上是一个人一年的口粮。
车驾到了关中，桓帝更慷慨，对设有前代陵寝的县镇，每人另外多赐两斛，京兆尹下属的长安县，每人更是赐粟十斛。当时，京兆尹的人口超过二十八万，如果其中仅五分之一生活在长安县，仅赐粟米一项也能达到天文数字。
桓帝的大手笔来自于他的底气。出巡之前，廷尉寺、少府寺以及洛阳县共同奏报说查抄梁氏家族的财产，变卖后可得数十亿钱，有了这笔钱，刘志觉得自己是个阔皇帝。
但是，不好的消息随后传来，与长安近在咫尺的凉州刺史部所属的陇西、金城（今甘肃兰州）一带，爆发了羌人起义。虽然在东汉一朝，羌人从来没有消停过，但这次情况有些不同，羌人的八个部落同时起事，金城陷入危机。刘志下令调名将段颎前往镇压。
刘志也不敢在长安多呆，车驾匆匆返回洛阳。全国出巡计划仅进行了第一站便不顺利，刘志十分不悦。
更大的苦恼随即而来，段颎在那边大搞他的种族灭绝计划，军事上虽然节节胜利，但军费开支让朝廷也招架不住。
桓帝也许很快会像他的多位前任一样明白一个道理，对羌战争是一个大坑，是把帝国引向崩溃边缘的陷阱。在段颎后来上给朝廷的一份奏折里记述了前代对羌作战的财务支出情况，在永初年间至永和年间的二十一年里，共花费三百二十亿钱，平均每年超过十五亿钱。须知，当时帝国的税收每年才六十亿钱左右，这就意味着在二十多年里，朝廷每年都要拿出四分之一的税收扔到西羌这个无底洞里。
段司令打仗有一套，但花起钱来也不含糊，刘志抄梁家的三十多亿钱根本不够花，加上当初梁冀倒台时桓帝一高兴，曾下诏免除天下半年赋税，他在西巡长安的时候又大赏粟米，帝国财政顿时陷入严重危机。
延熹四年（161年），财政危机开始爆发，刘志下诏令公卿以下的公职人员全部减薪，并向王侯借一半的租税，就是把本应属于王侯封地上的租税借出一半给朝廷。即使这样也还不能支撑庞大的战争费用，第二年甚至连天子的虎贲、羽林卫士也接到了减半俸的命令。
快入冬的时候，虎贲、羽林卫士们都在等着换冬天的军服，却接到命令说，凡在家里值勤站岗没有外出任务的都不换装（住寺不任事者勿与冬衣）。朝廷里公卿以下各级公职人员的官服，原本也是朝廷供给，因帝国财政困难，当年的冬衣全部减半供给。
